徐汇的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源远悠长，其中徐家汇是上海教育、文化发展之重要源头。徐汇乃至上海的发展，与西方天主教及教徒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使上海成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基于实事求是的理念，拙文集纳、展示了一些相关信息。
一、教会、教徒创办、管理的学校及培养的人才
1.天主教会学校与教徒创办或主管的学校例举
1839年，法国天主教会在漕宝路教堂办读经班，教孩子读经、识字，开在沪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1850年，教会创办徐汇公学（徐汇中学前身），最先在我国实施西方科学教育文化，被誉为“西洋办学第一校”。1864年，教会在徐家汇创办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职业教育机构。1867年，天主教圣母院在徐家汇王家堂办经言小学，1898年改名崇德女校，1934年更名为私立徐汇女子中学；1904年，启明女校创办，1931年改名启明女子中学，1952年7月，与徐汇女子中学合并为汇明女子中学，1968年易名上海市第四中学。1867年，圣母院创办幼稚园，此乃上海最早的幼儿学校。1870年，徐汇外学堂成立（这是最早的教会男子小学），1884年外学堂迁至蒲西路120号始胎堂，1910年定名类思小学（中国近代著名雕塑家张充仁曾在此就读），1934年独立成为私立汇师小学，1956年，学校更名为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1998年，学校恢复校名“汇师小学”。1920年，开办类思师范学校，1925年更名徐汇师范学校（3年制初中级师范），1931年改组成为汇师中学（培养教会小学的师资），1941年并入徐汇中学。
1850年的徐汇公学
其它的教会学校还有：慈云小学、慈云初级职业中学、慈云聋哑学校（上海最早的聋哑学校）、慈母堂小学堂等。这些学校引进西方学校教育制度，自定文、理教材，实施班级授课等，是我国近代教育的模范。
教徒创办或主管的学校例举：马相伯（1840～1939）神父于1902年筹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52年更名为向明中学）；1903年在徐家汇创办震旦学院，设医学、理学与法学三科；1905年又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清末，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由美国传教士福开森担任首任监督、教务长，福开森还设计了南洋公学的上院、中院，这是公学最早的两座建筑。
2.教会学校培养、造就的人才扫描
教会创办的徐汇公学、震旦学院等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2010年3月，电视记录片《外滩》总导演王冲霄受访时说：“传教士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来源，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运动起到的作用不能低估。”
爱国老人、神学博士马相伯是徐汇公学（圣依纳爵公学）的首届毕业生，他曾受聘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方针，就是源于其师马相伯。近代翻译家李问渔、地质学家翁文灏、雕塑家兼画家张充仁、翻译家傅雷、物理学家周知行、中科院院士周兴铭、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中国工程院院士巍敦山等都是徐汇公学学生。
震旦学院（震旦大学）的毕业生有：鲍国昌（购买、主管上海信谊药厂并使该厂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远东第一大药厂”）、中共优秀党员陈乔年和陈延年（陈独秀的两个儿子）、翻译家郑永泰（郑永慧）、法学家芮沐、体育家何振梁、美术家徐悲鸿、原上海儿科医学研究所所长丁文祥（小儿心脏外科专家）、心理学家张厚桀、中国工程院院士兼血液学家王振义、上海文史馆馆员周退密、英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单声、气象学家蒋丙然、巴黎大学物理博士潘承诰（居里夫人的学生）等等。
二、文化事功嘹望
1.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往事
19世纪中叶，徐家汇地区是我国最具规模的西方文化中心（拉丁文化区），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发源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及其内设机构是我国美术史、出版印刷史、近代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公益事业史和宗教史等必须研究的标本与案例，它为我们开辟了通往世界的渠道。徐悲鸿在《中国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里指出：“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由图画馆、木工场、印刷所、五金工场、照相制版室等组成，这些机构均由教徒主持。
（1）土山湾画馆
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西洋美术的发祥地，最早始于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开办的土山湾画馆，它为上海培育了最早的西洋美术人才。土山湾画馆是我国近代绘画史的地标，该画馆及西画构成了继北方清宫油画、南方外销油画之后，近代中国“西画东渐”又一处样板与典型。土山湾画馆先后由范廷佐、马义谷、陆伯都和刘必振、刘德斋任主管，范廷佐、马义谷、陆伯都、翁寿祺等曾为该画馆教师。海派雕刻家徐宝庆在画馆生活、学习了20多年。“中国水彩画第一人”徐咏青、月份牌画家杭穉英、美术教育家张聿光及知名画家范殷儒、顾言、叶兆徵等都是画馆的学生。著名画家、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奠基人之一张充仁，也曾在此学习绘画和法文，师从安敬斋修士。
民国初年的土山湾画馆
图画馆制作的彩绘玻璃亦曾名扬海内外，它由传教士自法国工艺美术学校移植而来，并逐渐形成具有土山湾特色的工艺品。它的绚丽多样、永不褪色成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一绝，土山湾因此被誉为“中国彩绘玻璃的第一出品处”。
（2）土山湾木雕
土山湾的木雕工艺作品，曾多次亮相“世博会”或其他世界性展览并获奖，如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界博览会、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创造了我国的世博奇迹；它还在河内、德累斯顿等世界性展览上得过奖 。
20世纪初，德国的葛承亮修士担任木工部的主管，在其指导下，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制作了大量精品。1906年由土山湾画馆、木工场历时4年共同为比利时制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宫（现在是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分馆，专门陈列高档的中国瓷器），此宫高18米、长30米，以上等柚木为主，雕梁画栋，内容非常丰富，充满东方情调，1910年在布鲁塞尔北郊正式开放。1912年木工部历时一年完成了土山湾中国牌楼，这件精美的工艺品部件有数千个，高5.8米，宽5.2米，用柚木雕刻而成，先后三次参加过世界博览会，获得了许多荣誉，之后几经易主，于2009年由瑞典回到了徐家汇 ，现在土山湾博物馆展出。
（3）土山湾印书馆
1859年，法国传教士爱桑在上海董家渡创办印刷所，1869年迁入徐家汇土山湾，正式开办土山湾印书馆。19世纪中叶起，土山湾印书馆最早引进西方铅活字、石印技术与珂罗版、照相铜锌版等印刷技术。19世纪70年代，该馆开始使用石版印刷术和珂罗版技术印书，著名的上海月份牌绘画就是最早采用石印在土山湾印书馆首次印制的。20世纪初，土山湾印书馆又率先采用机械排版，使用外文铸造机。20世纪30年代，土山湾印书馆扩大规模，工人有130多人，每年出版中、西文书刊百余种，成为当时上海乃至中国天主教会最早、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创下了占全国29家天主教出版物总数1/4到1/3的记录。
土山湾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发源地，从其诞生到1958年公私合营的90多年里，为我国的文化、社会发展做了不可小觑的贡献。它作为上海基督宗教系统持续时间最长的出版机构，在天主教出版史和堪称我国出版“半壁江山”的上海出版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力。其印刷设备及技术有力改善并推进了上海乃至全国的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在我国印刷史、出版史、文化史等领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天主教会、教徒出版的中文书刊
（1）天主教会、教徒编辑、出版的中文报刊列举
徐家汇是上海天主教会总部所在地，近代中国最早的中文天主教刊物即在上海创办。1879年，《益闻录》在沪试刊，由李问渔任主笔，宣传教义，也介绍西洋科学文化，兼报道新闻及时事评论，是近代上海也可能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公教刊物；1898年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次年改称《汇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停刊。 1887年，李问渔创办《圣心报》，其宗旨为礼敬耶稣圣心，自创办起即用白话文，清新雅丽，妇孺皆能领悟；1949年改为《祈祷宗会》、《心声》；1951年停刊。上海重要的天主教杂志《圣教杂志》，创刊于1912年，潘谷声任主笔，刊登教宗通谕及有关文件，报导与教会有关的消息、论文、传纪文学和历史掌故；1924年至1938年徐宗泽任主笔，开辟《文化》、《妇女》、《文学》、《游记》、《文艺》、《随笔》、《信箱》等栏目，拓宽了该刊的报导面；1938年日寇进攻上海时停刊。
（2）天主教徒出版的中文书籍一瞥
天主教徒在土山湾印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中华印刷厂）出版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有：《形性学要》，涉及重学、水学、热学、声学、光学与磁学等；《物理推理》(罗爱弟著，李杕译)、《西学关键》、《几何探要》、《透物电光机图说》、《五洲图考》(龚若愚译，许采白述)、《公额小志》、《墨澳觅地记》等；马相伯译有《数理大全》等书籍；另外该馆出版的《中国学丛书》、《扬子江上游图》、《江苏省份图》等不公开出售，制成后寄往国外有关机构。
教会管理下的土山湾地区，还是方言特别是上海话研究的重镇。统计显示，土山湾印书馆先后印刷、发行六种传教士研究上海方言的书籍，如：最早出版于1883年的的《松江话读本》（又名《松江方言教程》），供传教士及同伴学习上海方言；1889年的《土山湾慈母堂》，用上海话写故事，还配法语翻译；1896年的《松江话上海话词典》；1928年的《土话指南》以及《上海方言语法》等。这些有关上海话的词典、故事、语法书，注音和考证都很准确，对上海方言研究有很深的影响。
天主教传教士也是最早将西方哲学（19世纪末，“哲学”一词从日本输入中国）和西人关于哲学的概念传入中国的，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哲学书有：1623年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的著作《西学凡》；1624年，毕方济口述、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1631年，傅泛际、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等。
三、科学技术事功拾贝
1.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1607～1610年，明代官员、科学家、“徐汇之父”徐光启为其父居丧3年，这期间他在上海开辟双园、农庄别墅，开展多种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等，撰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1622 年，徐光启告病由京返乡，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搜集、整理资料，编撰《农政全书》。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政全书》已初具规模，因上任后忙于修订历书，无暇顾及定稿，直到死于任上。这样，《农政全书》便由其门人陈子龙等负责修订，于1639年刻板付印。
《农政全书》分12目，共60卷，50余万字，内容大致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方面，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穿全书。
2.徐家汇观象台
有“远东气象第一台”之称的徐家汇观象台，由两位天主教徒创办于1872年12月，观象台集气象、天文、地磁等于一体，从未间断过气象观测及资料记录。徐家汇观象台于1879年运用单站气象要素分析，首次准确作出台风预报，并揭开了上海天气预报的序幕；1882年在上海中、西文报纸上向公众发布天气预报，所用资料除中国本土、沿海灯塔站的气象报告以外，还有亚洲北部和西南部的一些天气报告；1884年，建成上海外滩信号塔，开始信号和授时服务，并在外滩海关大楼对面的布告栏中逐日公布重要港口的天气实况；1895年，绘制出中国首张东亚地面天气图；1920年3月1日起，通过无线电台播发日常气象公告，并开展航空服务等。
徐家汇观象台是中国沿海第一座观象台，也是亚洲最早的气象台，它被国际天文协会确定为“标准时计处”。至19世纪末，徐家汇观象台联络网已北及西伯利亚，南至马尼拉，东到日本，西至印度半岛，并向中国沿海各地气象台及航海船舶发布气象消息。作为世界三大测量基准点之一（巴黎、旧金山是另外两大测量基点），徐家汇观象台于1926年、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目前，这座历经140年风雨的气象建筑作为上海市气象局的一部分仍在使用。
1901年的徐家汇观象台
清代以后，天主教会在徐家汇陆续建立藏书楼、博物馆和天文台等等事务。
由上述资讯可知、可悟，包括教育、文化与科技等在内的宗教文化影响，是徐汇文脉的一部分，对徐汇乃至上海的发展、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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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葛壮：《宗教和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8.曾铁：《基督宗教曾推进了科学在我国的传播》，《科普研究》2008年第3期。
9.曾铁：《在沪传教士科普事功的罗列与回望》，《上海研究论丛》（第2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217-234。
（作者系上海市徐汇社区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