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晚11时1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数十人占领了上海的天通庵车站，随后以车站为据点，分三路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进攻，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件。它是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华蓄意策划的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侵华事件。一时间，闸北、吴淞地区炮火连天，民不聊生。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巴金正在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三天前，他一个人带着一本书离开微雨中的上海，去南京访友。那时，他所住的宝山路只有寒冷和寂寞，而今怕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了。火车开到丹阳便不能前行，次日凌晨四点，在寒冷中他们返回了南京下关车站。巴金找了家旅馆休息，下午，又回到朋友处，在朋友的桌上，他看到一张《新民报号外》，上面赫然写着：“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算。”巴金当时的心情真是复杂至极：

　　“你的地方恐怕烧掉了，真可惜！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东西？”朋友惋惜地说。

　　“不过一些旧书，索性烧掉了也好，我已经被书本累了一生了，”我带笑地回答说。这一次我骗了自己了。那许多书是我十多年来辛辛苦苦地搜集起来的，难道我能够没有一点痛惜的感情么？

　　朝夕相见的人，天天经过的街市，他们都怎么样了？想到这些，巴金的心无法安宁。朋友劝他索性在南京多住几天，然而，上海的一切令他牵挂。那时，巴金可能还不知道，就在他的火车折返回南京的这个清晨，日军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在巴金住处附近的商务总厂制墨部最先中弹，接下来是总管理处，四个印刷所、纸库、书库、东方图书馆接连中弹起火。2月1日，日本浪人居然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将日机轰炸尚未烧毁之书加以焚毁。灰烬与纸片，飘满上海天空，火光映红的天空如同一颗颗的心在流血。有的纸片落入到东方图书馆创办人张元济沪西寓所中，对着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事业如此化为灰烬，他不禁老泪纵横，他对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苦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东方图书馆从1921年张元济开始动议筹办，1924年建成四层大楼，1926年5月正式开放，连年来已经普惠学界和市民，在读者中享有盛望。学者胡道静曾回忆，做学生时他来看书，深感这里服务开明、周到：

　　“东图”的藏书，最终达四十六万八千册，在那时候是上海最大的图书馆了，就在当时全国范围算起来，也是数一数二的。因为那时候的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的藏书数量，也未必逾越于它。还有它的一个甚大的特点，就是长达四十来米的宽敞的大阅览室，是实行开架的。这间阅览室，除了一扇中门以及卡片目录柜和出纳台以外，两壁多层的书架上陈列的工具书、百科全书和常用图书大约有两万多册，那是读者可以自由取阅的，感到十分方便。

　　这一切在侵略者罪恶的炮火下朝夕之间化为乌有，除了涵芬楼所藏古籍五百余种存于银行之外，其他的，特别是张元济历年来苦心搜集的两万六千册地方志书均遭劫难。据说这是有意为之，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就说过：“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在被烧毁的书刊中，还有商务印书馆已经排印好的《小说月报》1932年的新年号，即将在上面发表的有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和巴金的中篇小说《新生》等，它们连同原稿一起被烧毁了。老舍没有心思再写，这个作品就不复存在了。巴金在1932年7月凭记忆重写了这部书，他愤愤地说：

　　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这《新生》是我底一部长篇小说，却跟着小说月报社在闸北底大火中化成了灰烬。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创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

　　这种愤怒在巴金目睹日军在闸北的暴行后，更是在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2月5日，当他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上海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船许多高楼大厦耸立在那里，安然无恙。外白渡桥上行人拥挤；外滩马路上载行李的车辆往来不绝。我站在甲板上，我仰起头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烟遮住了。这黑烟不住地向南扩张，一层盖上一层，快要遮蔽了整个的天空。炮声隆隆地怒吼，中间夹杂着机关枪密放的声音。许多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喊。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声音说：“天呀，怎么得了？”我冷静地看着黑烟的蔓延。我咬紧我的嘴唇，不让它们发出声音。我觉得我的血已经冷了，冷得结冰了。漫天的黑烟！上海真正成了一个大火窟。

　　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1928年底从法国回来后不久，他就住到那里，算是为自己漂泊的生活找到一个“家”。几年来在这里他写了包括《家》在内的不少作品，然而现在却处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巴金说：“而一个多月来，我就不能够回到那里去了。许多穿制服的人阻拦着我，每一条通到闸北的路都被铁丝网拦住。我冒险地奔走许多次，始终找不着一个机会回到我那个‘家’，回到我在一个凄清的夜里分别了的那个‘家’。” 后来，他和另外一个朋友曾两次找机会回闸北。第一次是从北四川路底绕进去，大部分的房屋都只剩下空架子，所见多为烧焦的断木和碎瓦，在地上瓦砾堆旁边，还有黑红色的血迹。在一堵残缺的墙壁下，他们还看到瓦砾中蜷曲着好几具焦黑的尸体完全没有人的样子......几个日本军人挡住了他们，告诉他前面不能通行。第二次，他终于成功了，这次是从虬江路进去，以前熟悉的虬江路，如今完全认不出模样，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屋，瓦砾堆连着瓦砾堆：

　　一个老妇人坐在她的成了废墟的家门口低声哭泣。另一个女人牵着两个孩子找寻她那个失去的丈夫。几个中年人一路上摇头叹气。“完了，什么都完了！作孽呀！”许多人这样说。

　　鸿兴坊的世界语学会已经成了一片焦土。那个学会是一些朋友带着献身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在它的短短历史中我也贡献了一点点心血。过去有一个时期我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里写字台前一把藤椅上度过两小时的光阴，椅子是我坐惯了的，书橱里的藏书也是我常常翻阅的。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段不可相信的梦景。许多可以表示友情的证据都消灭得无踪无影了。我和那个朋友站在一堆瓦砾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

　　也是在这一次，巴金说“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从岗哨前经过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日本兵做得不动声色，巴金也只有佯装没有看见，因为只要他表现出丝毫不满，就有可能被扣下来，但是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终于见到劫后的“家”了，弄堂门关着，只得埋着头从隔壁的墙洞里进去。房屋没有毁，在巴金住处的楼下，有人挖了一个大坑。巴金放书的亭子间，被一个炮弹打破了，好在只毁了几十本书。除了书和家具外，什么东西都给人拿走了，却留下地板上的几堆人粪......在两位朋友帮助下，他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把余书和家具搬了出来。那些愤怒，后来都化成了文字，写在了巴金的作品中，如小说《海的梦》，就是在控诉这种暴行。

　　但是，我没有想到，将近八十年过去了，在2011年整理巴金先生的遗物时，另一件非常重要的见证物出现了。那是一个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一本残损的西文书。书的封面是大红的人物头像和书名，书的下角完全没有了。从封底看，整本书残破不堪，而且纸张硬硬地凝聚在一起，我都不敢翻动。这书像是被刻意撕坏似的，怎么回事呢？巴金先生藏书数万，留这本干嘛？我正纳闷，再翻过牛皮纸袋的背面，是熟悉的巴金先生晚年的字：Max Nettlau的西文著作  1•28日军炮火所毁坏。

　　我当时便惊叫起来，对于那段历史，对于中国文化的那场浩劫，还有比这个更直接的见证物吗？东方图书馆被烧毁，大概也没有机会留下这样的东西吧！巴金先生真的是个有心人，这本书应当是他最后一次从宝光里搬出来的，他不仅拿了完好的书，还特意拿了一本受到炮火屠戮的书，非常有意识地为历史保留了日军的这份罪证。

　　这本书是马克斯•奈特劳（Max Nettlau）的《国际和西班牙联盟的未公布的文件》，扉页上显示，出版于1930年。马克斯•奈特劳（1865—1944），生于奥地利，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收藏家、学者。他二十三岁时曾以一篇研究西姆布里卡语语法的论文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很快他就将研究重点转向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为此他走遍欧洲，也曾在伦敦和维也纳定居，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移居荷兰阿姆斯特丹，并终老于那里。巴金留法时曾与他通过信，现在还保留有巴金1928年3月3日在法国沙多-吉里给奈特劳写的一封英文信，是就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中的一个问题求教于他的。

　　时光荏苒，岁月冲淡了当年的硝烟，血与火、满腔悲愤的情感似乎都化成了历史课本中抽象的字眼。可是，往事并不如烟，有这样活生生的见证物在，它不断提示着我们历史不可重演，历史与我们也并不遥远。

                       （作者系巴金故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