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点赵巷播火种 引领徐鸿干革命
如果只讲关露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在左联积极参与进步社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很不全面的，她还时常冲在战斗第一线。“一•二八”事变后，关露在丁玲领导下，上街贴抗日标语，为抗日伤兵募捐，到闸北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据她妹妹胡绣枫回忆，她俩还一起做过埋“地雷”的事——白天选择好要写抗日标语的地段和墙面，把墨汁瓶掩埋在附近，做好记号，到晚上天黑后就拿笔在那处墙上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后便迅速撤离。
关露
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发动工农群众，领导工农运动，因为工人和农民是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城市里，那就要深入工厂基层，做工人群众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在这方面，关露投入了巨大的热情。1932年起她经常一下班就抹去口红，脱下旗袍和高跟鞋，换上短袄，穿着长裤和布鞋，来到沪西肇嘉浜地区的美亚织绸厂、沪西纺织厂及南市的纱厂、丝厂等，通过办夜校、读书班等接近工人姐妹。她以夜校教师身份教大家识字，同时宣传革命思想，并随着条件的成熟建立诗歌组、姐妹团、朗诵队，带领大家一起办壁报、写标语，将那里的工人群众运动搞得风生水起……
1933年关露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时认识了同事查阜西（1895—1976），觉得很谈得来，遂成为查家的座上客。一次，关露主动要求查为她物色一位生活在底层苦大仇深的青年女工，作为她深入调查研究的对象，为以后的创作积累素材，查就为她介绍了自己的小姨子徐鸿。
徐鸿（1916—1995）是明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的嫡系后裔，祖上曾辉煌过，可是到了徐鸿这一代时已家无片瓦，田无一分，一家人只得长期借住在赵巷10号赵承业老宅的一间偏房里。徐鸿的父亲身体单薄多病，不能干重一点的活儿，因此常失业在家，家庭收入主要靠母亲不停地为人家汰衣裳，两个哥哥出门当学徒，一个姐姐（即查阜西的妻子）做过童工，她自己从五岁半起就做童工，全家人都在忙碌，却仍然难以维持半饥不饱的日子，时常连每月二斗米的房租也付不出。
1933年关露在徐家汇赵巷10号找到徐鸿时，徐鸿已在地处徐家汇肇嘉浜浜南、赵巷东北角的五洲药皂厂做了七年女工。当时的徐鸿深处贫穷和资本家工头欺诈的困境，对现实强烈不满，想反抗，又不知如何反抗，苦于没有文化，找不到出路。她小时候目睹几个穷邻居死时的惨状，想过与其将来也是这样老死，还不如现在早点……故曾两度萌生吃安眠药自杀的念头，只是一想到疼她爱她的母亲，就下不了决心。正当她处于这种彷徨又苦闷的时刻，一直关心她的姐夫查阜西为她送来了“及时雨”关露。
初次见面，关露便说明来意，并提出要与徐鸿交朋友，这让徐鸿受宠若惊。徐鸿想，自己是处于底层的穷女工，对方是一个大知识分子，现在竟然要与自己交朋友，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徐鸿将以前那种在有学问人面前的自卑感一扫而光，恨不得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全倒出来。因徐鸿白天要上班，故关露经常晚上来徐鸿家，俩人围着小桌促膝谈心。没过多久彼此就熟了，关露在这里就像在自家一样，在这里吃夜饭，在这里过夜。她俩情同手足，同睡一张床，同盖一条被，甚至彻夜谈心到天明，以至于徐鸿的妈妈惊诧地问徐鸿：“你们俩怎么会有这么多谈不完的话啊！”
关露的真诚和循循善诱深深打动了徐鸿。每次关露来，总是先让徐鸿讲自己从童年到现在的种种苦难，在工厂里她和工友如何受工头的欺诈和凌辱。徐鸿讲她差一点成了“不准出生的人”，妈妈怀她时，考虑到家穷会养不活她，便偷偷服了几次“痧药水”想打胎，但都没有成功，只得养了下来。她五岁半起就跟着姐姐学做“花边”活计以补贴家用，小小年纪便常常在昏暗的油灯下做活，做到深更半夜疲倦不堪以致脑袋撞到桌角上鲜血直流。工人白天在厂里干活不准说话，出厂要搜身，工头不怀好意会“揩油”，除了春节放三天假，全年一年做到头还要经常加夜班……关露一面认真地听，一面在小本子上不停地记着。这一件件一桩桩的辛酸往事，关露听到动情处，也为之动容流下泪水……关露还会适时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让徐鸿独立思考。如为啥工人这样苦呢？为啥达官贵人不干活却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呢？这让徐鸿逐渐认识到是万恶黑暗的旧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关露对徐鸿因贫穷自小失学十分同情，她以自己的经历一再提醒徐鸿学好文化很重要：没有文化就不能学习革命理论，马克思就是大学问家，他写了许多关于如何革命的书，读了他的书，我们就会懂得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革命就有了方向。徐鸿本来就是个自强自立的青年，对关露的话很听得进，她觉得关露的思想很新颖，但似乎又感到她讲的学习的意义与自己原先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又引导着她从狭小的空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后来徐鸿告诉关露她已进交大平民学校读夜书，关露来徐鸿家自然又多了一项任务——辅导徐鸿读书。当知道徐鸿在班上考试获第二名并被奖励6支铅笔时，关露从心底里为她高兴。但是好景不长，工厂不同意上夜班的工人请假读书，否则于以辞退。徐鸿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忍痛中断交大夜校的学习。关露又鼓励她自学，并举了古今中外名人自学成才的故事来激励她；还介绍自己常用的一些学习方法，如有的书要背下来，有的要理解，掌握细读与略读的关系……
随着徐鸿在学习上的推进和认识上的逐步提高，关露又不失时机地为徐鸿推荐一些革命进步书籍，如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在人间》等。徐鸿发现书中的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都历尽坎坷，便不由自主地将书中的人物与自己对照。自己刚进五洲药皂厂时才10岁，因人小体质差不停地咳嗽，在厂里也得了个“小痨病”的绰号。厂里上厕所要领牌子，而一百多号人的药部只有三块牌子，为此工人尤其是童工因等不到牌子而拉在裤子里是常有的事……通过阅读，她深深感到，无论国内国外，天下乌鸦一般黑，苦难人要想翻身，就要推倒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关露除了在学习上关心徐鸿，还让她到社会上多参加进步社团活动开阔视野。一次，关露让徐鸿出席一个妇女问题座谈会，会议由进步人士沈兹九大姐主讲。沈大姐一口气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让徐鸿好生羡慕——她的知识和理论怎么这样丰富，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沈大姐特别讲到：妇女要解放，必须先要求得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这些话，深深地印在徐鸿的心坎里。后来徐鸿就沿着这个思路走，一直到参加革命。
徐鸿与关露的情感与日俱增，徐鸿的觉悟也在不断提高，思想境界也跟着不断提升。像关露这样有大学文化才貌双全的女青年，本可以嫁个体面的丈夫，过上安逸的日子，现在却不辞辛劳到这里来与我们穷女工交朋友，教我们文化，讲革命道理……徐鸿曾为此问过关露，关露则真情满怀并坚定地说：“我的青春活在苦难的工人当中！”关露这番出自肺腑的话极大地温暖了徐鸿的心，让徐鸿认定，她就是革命者（当时关露不可能向徐鸿讲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关露与徐鸿从1933年认识起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尔后关露又为徐鸿介绍了另一位革命者柳湜（1928年入党）。柳湜同样对赵巷的青年很关心，勤于播火撒种，如介绍刘大明进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1937年初，柳湜与徐鸿结为夫妇。1937年底徐鸿奔赴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踏上了革命征途，之后与关露由于身处两地忙于革命，竟中断联系近30年。
识字班里勤耕耘 辅导读书情更深
就在关露来到赵巷认识徐鸿不久，赵巷5号的进步青年赵子云在家里准备办识字班。徐鸿知道后很激动，就与邻居赵子云商量着加入识字班来认字，赵一口答应。徐鸿把此事也告诉了新认识的朋友关露。
赵巷5号的主人是赵莲舟，原住赵巷7号老宅，与赵琴舟是老兄弟。赵莲舟在法租界公董局食堂当厨师，因有语言天赋，在与法国人接触中，居然可用不太正确的发音与对方交流，加之他勤奋好学，办事干练，能烧一手地道的本帮菜和法国大菜，很快被提升为总务兼膳食主管，食堂、库房、后勤、采购等都由他负责，由此有了一份较丰厚的薪酬。赵莲舟原住赵巷7号，祖上仅传给他两间老屋，而他生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住房紧张，于是他用历年的积蓄加上与亲友“标会”（一种民间的借贷方式）筹措资金，于1926年在前面祖传宅基地上朝南建了一排由东向西的平房，即赵巷5号。5号以客堂为中轴线，客堂西边有正房三间；客堂东面由于资金不足，暂建一间正房，再附一间厨房，另留有空地，待以后有资金时可再加造两间正房。可惜由于日军侵华，此计划未能实现。
赵巷5号新房前面是开阔的，有菜地、晒场和花棚等，东、南、西三面用一人高紫荆藤围起，内衬篱笆以替代围墙，既绿化美观又通风实用。整个院子呈矩形，巷门正对赵巷总弄堂。当时这是赵氏居宅中唯一一处由一家人独住的“独家村”，平时巷门关着，故私密和安全性都较高。那间敞亮的客堂面积最大，约有40来平方，逢婚丧喜事或有贵宾重要客人，则开巷门可径直进客堂，主人则在客堂门前恭候；一般邻居或熟人则习惯从厨房后门出入。
赵子云（1909—1988），又名苏民，是赵莲舟的长子，自幼聪慧，读书成绩优秀。在那军阀混战、社会黑暗的年代，他从学生时期起就追求新思想接受新事物。因在震旦大学热衷于搞学潮，赵子云被校方开除，后入中国公学就读药学系，深受进步教师、社会学家李剑华教授影响（李剑华于1934年入党），二人结为至交。毕业后，赵子云在法租界公董局医院任药剂师。他很早就参加了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许德良、沙千里、李伯龙等领导的以职业青年为主的进步社团蚂蚁社（简称蚁社），是该社的骨干，主要负责徐家汇地区的蚁社日常活动，如组织联谊会、歌咏会等，赵巷的一些青年如徐鸿、赵金秀、刘大明等都曾参加过这类活动，赵子云还为徐鸿办过蚂蚁图书馆的借书证。
那时蚁社为吸引广大青年，满足其需求，下设蚂蚁图书馆、蚂蚁月刊、蚂蚁补习学校、蚂蚁剧团，还有摄影社、参观团等机构，深受欢迎，最多时社员有七八百人。赵子云受蚁社办补习学校的启发，同时出于对当时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的痛恨（就赵巷来说，家里再穷，那怕勒紧裤腰带也要让男孩读一点书，而女孩只能做文盲），想利用家里客堂宽畅、清静的有利条件办一个识字班。他决定先从带教自己的未婚妻、在五洲药皂厂做工的山凤梅（小名玲珠）开始，不料被徐鸿探得此消息。
徐鸿将赵子云要办识字班的消息告诉了关露，引起了关露的关注和极大兴趣。如前所述，关露之前就在美亚织绸厂等办了多个夜校，有较丰富的经验，她认为在赵巷办识字班是又一个接触工人姐妹和发挥自己所长宣传革命思想的好机会。于是在徐鸿的引见下，关露与赵子云见了面，两个心向革命的年青人一见如故。二人谈起往事聊到李剑华，他既是赵子云在中国公学的老师和密友，又是关露姐妹在上海法科大学的教师，现在是关露的妹夫，这让他们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当关露表示愿为识字班出一份力时，赵子云十分高兴，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接着他们就草拟了办班初步计划：为避免当局注意，不贴布告，生源内部消化，对象以五洲药皂厂女工和宅上熟悉的女性为主，自编教材，每周三次，两人轮流执教……
赵子云很忙，平时不住在家里，每当夜里要上课前，他才赶回来，将汽油灯吊在客堂正中上方，把方砖地面打扫一下，将两三只八仙桌靠拢，三面排好方凳，墙上挂起小黑板，备好粉笔和揩刷……参加读书的女青年有山凤梅、徐鸿、赵巷7号的赵金秀（赵子云的堂妹）、五洲药皂厂的女工黄梅秀等七八人（赵巷7号的陈顺秀也加入了识字班，来听过几次，后因婆婆反对而被迫中断）。她们和关露都习惯性地从赵巷5号后门进入，穿过厨房及正房起居室便到客堂。看到那明亮的客堂、桌上放着的油印教材，还有两位大学文化的老师义务执教，学生们心底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别看她们热情高，在厂里干活和做家务很利索，现在要她们拿起一支轻轻的铅笔却似千斤重。这时关露就手把手握着她们的右手写，一笔一划，一遍一遍地写，直到写正为止。就这样从零起点教起，“天”“地”“人”“民”“工”“农”……在这方面，关露显示出女性特别的细心和耐心。她往往用通俗的话语来讲解，使学生们能理解并记得牢。如什么叫工人？在车间里干苦活累活的都是工人。什么叫农民？在田里插秧收割的都是农民。没有农民种田，天下人就没有饭吃；没有工人织布，天下人就没有衣穿！她启发学生们在识字的基础上去思索和懂得劳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而当关露在小黑板前上课讲解时，赵子云便坐在八仙桌旁边批改学生们的作业本，还会写上几句鼓励的评语。下课了她们也不是马上散课，往往是坐下来谈谈心，似开小组会，聊聊厂里发生的事、社会上的不公事，气氛就更热烈了，这是学生们最快乐的时光……关露和赵子云也会不失时机地进行点拨、分析，以提高她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
春去秋来，这些女工在关露、赵子云的带领下，在赵巷5号客堂里受到了启蒙教育，如沐春风雨露，既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又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两位老师对学生的亲切热情和真心实意，深深地印在每个学生心里。他俩辛勤的耕耘，后来也结出了硕果：赵金秀通过继续努力自学，达到初高中文化水平，后来参加了革命，担任苏北抗日根据地《苏北日报》译电员；徐鸿也坚持自学，入了党，后奔赴延安考上了延安大学高级班，解放初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哲学研究生班，毕业后任武汉大学教师，完成了从一个童工到党内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华丽转身。几十年后，白发苍苍的山凤梅回忆起当年在赵巷5号客堂间识字班时的情景，仍动情地说：“我的第一个先生是关露！”
赵巷5号赵子云住宅（赵星波绘）
关露在赵巷的足迹是深刻的，她和几位革命者一起在赵巷播下了革命火种，带领一批进步青年踏上了革命的征途，让赵巷充满了红色血脉而成为一方革命热土。
一纸电文改变命运 蒙受冤屈终得清白
正当关露在申城为革命事业干得有声有色时，1939年秋的一天，她收到上级一纸电文，突然要她去香港接受新的任务。她在香港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领命打入汪伪特务机关，策反汉奸李士群并搜集情报工作。关露回沪后不辱使命，克服重重困难，将日寇的“清乡”“扫荡”计划及早提供给新四军，成为出色的“红色间谍”。
1942年春，她又受党派遣打入日本海军部等主办，由著名日本女作家左藤俊子主编的《女声》杂志社，一面当编辑，一面搜集情报。她利用编辑权力巧借这块阵地，凭自己眼力尽力刊登那些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注意和发现文学新人来稿（后来才知道不少文章是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年青共产党员用化名写的）。她自己也用笔名写了具有反封建思想的文章及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剧评等。
关露曾任《女声》杂志社编辑
1943年8月，《女声》要她出席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出席人的姓名和照片都要公诸于报，这让关露很是犹豫和纠结，因为她很清楚，如果去则必然身败名裂。这时潘汉年托人带给她一封重要信件，是当时在中共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给日共中央的信，要关露赴日时交给秋田教授。刚好杂志社向她介绍的朋友中有秋田教授，关露便再一次忍辱负重赴日，机智地完成任务。她还冒着风险，将搜集到的情报写在日记本里，为掩人耳目，在前面列上题目《海岛风光》，里面还有三个小标题，分别是《留学生日记》《滑稽的代表》《秋雨的声音》。回国后她用油纸将日记本包好，暗藏在编辑部办公室卫生间澡盆的下面，待适时交给组织。这次日本之行归来，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外界骂她是“汉奸”的声浪达到了顶峰。
呼喊“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关露，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是上海滩很有名气的女作家。从1939年11月香港领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她在敌营“卧底”将近六年。一方面，她要违背自己心愿不露声色在敌营周旋，时时作好突发情况下的紧急应对，可谓处处险象环生，场面惊心动魄；另一方面，她还要忍受读者、亲友乃至原左联同行的“误解”甚至鄙视的目光。但她恪守对党的承诺，决不辩护，把委屈的泪水默默深埋心底，忍受着双重的煎熬。其间，关露曾给胡绣枫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随后胡绣枫经请示上级后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她忠于党的决定，一直坚守着。雪天红梅枝骨硬，傲雪凌霜花迎春。1945年8月，她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关露诗作《勇敢的军队——八百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要“肃奸”，关露首当其冲，党组织立即将她转移到苏北。她以为到了解放区，可以沐浴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了，但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她少公开露面，不能用关露署名发表作品，她所钟爱的恋人也因这些政治原因不能与她成婚。加上党内存在“左”的倾向，整风时还对她“重点审查”。她的身份竟成了不能清洗又不能公开的难题，这让她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
解放初，她还写了一本很有特色的儿童小说《苹果园》。但从1955年起，她受“潘汉年案件”等牵连，先后两次被捕受审共达十年，1975年第二次出狱时已68岁，本来体质就差的她此时又染上了多种病痛。1979年，她有幸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可是第二年又突发脑血栓，经抢救才好转。
后来，关露虽恢复了党籍，但相关政策还是无法全面落实。她体弱多病孑然一身，且生活清苦。其间她的妹妹胡绣枫等亲人，好友萧阳、陈慧芝、丁玲夫妇、司空谷、鲁煤、梅益、锡金、许幸之、柳倩、丁景唐、碧野等都去看望她关心她，并给予她力所能及的帮助，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在关心她的人中，还有一位生活在武汉的徐鸿。徐鸿一直惦记着当年将她引上革命道路的关露，从1965年起曾多次探望病中孤独的关露。1977年，徐鸿因病在北京治疗，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关露的地址，后从胡绣枫那里得知关露现住远郊香山。徐鸿拖着病体不顾疲劳择日赶到香山，这对革命老姐妹相见时，两双饱经风霜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禁不住热泪盈眶，紧紧拥抱……
而带着病痛的关露，坚守一颗崇高坚忍的灵魂，出狱后仍顽强地拿起笔来继续写作，想把过去流失的时间追回来。她写诗剧和小说，将《新旧时代》改写成《不屈的人们》……由于白天来找她的人多，她总是晚上笔耕到深夜。
关露手迹
她也常常回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段峥嵘岁月，特别是她用青春、热血和汗水浇灌过的在徐家汇地区的那段日子，她怀念肇嘉浜，思恋赵巷，多次写信给在上海的妹妹胡绣枫，倾诉对那块地方的思念。她多么想去看看那里的变化啊！但她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无法远行。她甚至恳求妹妹一定要代她去走一走看一看，“如果您因身体不行，跑不动，就把这信寄给杨丰（笔者注：20世纪40年代受关露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女性，当时在上海园林局工作），请她为我访问和调查一番”。她知道当年的那条臭水浜（指肇嘉浜），如今已改造成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林荫大道，便再三叮咛，不论谁去，要多看看由家长带着的小孩在林荫大道上的灿烂的笑容、天真的表情。她还问附近有没有小学，小学生课余是否到林荫大道去玩，是怎么个玩法。她要她们帮忙多积累这方面的细节，因为她要写儿童题材的作品。她要把这难以忘怀的思念融进创作中去，真是童心未泯，对生活还是那样的热爱！
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至此，压在她身上数十年的沉重包袱终于彻底落下了，历史还了她一个清白！
1982年的初夏，徐鸿又多次去看望关露。关露虽身居斗室，身体十分衰弱，但她不谈私事，也不谈自己的病，谈的是创作计划，特别是有关儿童题材的，仍然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她还鼓励徐鸿将童年的苦难写出来，说这对今天的青少年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可惜生命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她的身体状况已坏到了尽头。1982年12日5日，经受过无数急风骤雨考验的她，在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的一间小屋里，默默地辞别人世。
1982后12日16日下午，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12月18日，文化部和中国作协召开悼念关露同志的座谈会，周巍峙、夏衍、王炳南、丁玲、姜椿芳、周扬、杨沫等出席，大家深情回顾了她不平凡的一生，深切表达了对她的思恋之情。
关露的朋友和亲属纷纷撰文纪念关露：“关露同志，你为党为人民所贡献的一切，人们将永久怀念你！”（许幸之）“她对党忠诚，为祖国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鞠躬尽瘁，问心无愧！”（梅益）……
是的，关露的一生，无私地为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名誉、爱情、前程乃至生命！她为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不愧是党的好女儿！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