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入“女大” 年终领工资
经过了一路的艰难险阻，徐鸿一行终于来到了延安。
延安女子大学设在王家坪和杨家岭之间，在延水河北岸。校长是王明，副校长是柯庆施和赵毅明。学校设有高级班和普通班。由于徐鸿是邓大姐介绍的，故未需什么证件便可入学。接待徐鸿的是校管教处张琴秋同志，她问了徐鸿关于白区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又向徐鸿介绍了延安女子大学的情况，就安排徐鸿在高（2）班。这个班的学员都是党员，且是女大政治、文化水准最高的。这使徐鸿备受压力。课程有俄文、政治经济学等。徐鸿来时，这个班已上了半年课，通过老师的个别辅导，班里同学的关心和帮助，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苦战，徐鸿终于赶上了班级学习进度。之后不久，徐鸿又被调到华北书店工作。
延安的生活的确艰苦，主食是小米，有时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来替代；没有油，用盐水煮了吃；晚上的灯光很弱，难以看书读报，大家就开生活会和谈心会，或俄语会话训练。不少同学原来就是大学生，成绩好，且有工作经验，就被提前调出去工作了。还有些同学与领导同志结了婚，成了高级干部的好帮手，如李昭和胡耀邦、容飞和张仲实、朱明与林伯渠等。他们婚后生活上不搞特殊，仍与同学平等交往。后来女大和延大、陕北工学合并成新的延安大学，根据个人意愿，徐鸿继续到俄语系高级班深造。
1942年二三月间，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重点是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大的课都停了，要求大家集中精力学习整风文件，如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大家认真学习了半年，通过讨论、交流、自检，对提高思想觉悟，找准自己不足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鸿在华北书店工作一年后，组织上又调她到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夫人王友兰领导的妇女合作社工作。合作社的任务是把妇女生产的编织品销往白区，换为法币，再购进边区军民的必需品。过去延安妇女历来在窑洞里转，合作社闯出了一条新的生产途径，将已弹好的棉花、纺好的毛线发给大家加工，加工完后再交回合作社，由合作社按质按量发放工资，年终结算一次。徐鸿刚到合作社，正巧遇到合作社一周年纪念及年终发放工资。广场上放着方桌，桌上放着一大叠账本及算盘，当场核算兑现工资。这在边区是新鲜事，只见这天广场四周红旗飘扬，领钱的人、围观的人凑在一起，非常热闹。
徐鸿在延安如鱼得水，她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大的人生平台：可以经常聆听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形势、战争及党性修养方面的报告，近距离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与从全国各地来的抗日青年精英一起学习，一同工作；在为基层群众服务的过程中，她与憨厚的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唯一遗憾的是，她因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工作中，没有时间顾及家庭孩子，与柳湜在感情上出现了阴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延安城沸腾了，军民们尽情地唱歌扭秧歌。这时徐鸿在考虑如何迎接新的任务。当她得知中央将调动机关干部到白区工作，特别是打算把一些曾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党员抽调回去的情况后，徐鸿立即向边区秘书长李维汉提出回上海工作的请求。李维汉表示同意，要她等通知。
返沪紧急谋划“两航起义”
在这期间，李维汉、谢觉哉二老，曾多次来到徐鸿家里与他们夫妇谈话，进一步了解徐鸿姐夫查阜西的情况，以考察策划“两航”（指中国和中央两个航空公司）及上海一批国民党军舰起义的可能性。这是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柳、徐向二老详细汇报了姐夫的情况。
原来，李维汉、谢觉哉与查阜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战友。
查阜西（1895—1976），又名镇湖、夷平。祖籍江西修水，出生在湖南永顺。年轻时就立下爱国志愿，1910年即作《遣怀诗》：“剑胆琴心酒肚肠，亦能清致亦能狂。西风留得断肠句，空对河山哭一场。”这充分体现了他是一位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在1917年左右他进了烟台海军学校，在学校里两门功课最好，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数学。查阜西还搞过学潮。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他以总干事身份率海校81名学生到上海向海军部抗议擅改学制，后因此事被学校开除。1920年查阜西参加了国民党，同年9月考取北大，得到李大钊的指点后，改到广州孙中山办的广东航空学校学习。1923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是湖南省委组织部长，与李维汉、谢觉哉都是战友，是开国上将邓华的入党介绍人之一。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北又有“马日事变”等，他因属于跨党人士，被汪精卫方面扣留审查，7月被捕入狱，10月经营救出狱。由于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出狱后他和组织失去联系，1927年秋天流落到上海，在徐家汇赵巷落脚。为了谋生，查阜西暂时做了个小学教师。查阜西的语言能力很强，在徐家汇短短一年，就学会了说上海俗语。那时徐鸿跟父母哥哥姐姐已借住在笔者家的老宅（赵巷10号）。这里有个婆婆看到查阜西勤于学习，实实在在，就给他介绍徐鸿的姐姐徐问铮，两人在1928年结婚。查阜西夫妇也因此借住在笔者家老宅，与徐鸿及父母一起生活。查阜西在1930年考入军政部航空署任航务科长。他的英语好到能在纽约讲美式英语，在伦敦可以说英式英语。后来他升职做了欧亚航空公司副总经理，一度还代理过总经理。结婚二三年之后他和徐问铮就搬出去了，不过他仍时常来看望岳父母和徐鸿，并给予经济上的资助（直到1937年“八一三”爆发，徐鸿与父母才离开这里搬到租界避难）。据笔者父亲讲，查阜西当时已经有勤务兵了，且在苏州买了花园住宅，一有空就沉醉于弹奏古琴，研究中国古典民族音乐。
查阜西在演奏古琴
柳、徐特别谈到查阜西来到徐家汇赵巷后过着隐居生活，从未做过一件有损于革命的事。他进入航空界，只搞业务，表面上不问政治。虽然认识很多国民党要人，但他坚决不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人士因工作在一起时，只谈吃喝，谈古琴；而与左翼文化人士相聚时，则谈笑风生，互通心曲。他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特别是看到党逐渐壮大并取得节节胜利，内心的愿望更强烈了。
根据查阜西的一贯表现，组织上决定由柳、徐到白区做好姐夫查阜西的工作。1946年的早春，两人带着党中央的重托，带着女儿先飞重庆再飞上海。柳湜因在重庆有事，徐鸿便与女儿先抵上海，见到了姐夫查阜西，简单地互相问了些家庭情况，徐鸿便急匆匆地赶到徐家汇老街（现在的虹桥路一段），在一间六七平方米的简陋的屋子里见到了阔别八年的母亲，方知大哥因患脑癌于1944年病死，父亲也已于1945年去世，一阵伤感袭上徐鸿心头。但徐鸿重任在身，不宜逗留，告别母亲后即赶往苏州姐姐家里。这时柳湜已从重庆赶来，两人便与姐夫作了多次长谈。查阜西对日本投降后的国内形势颇为关注，对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十分拥护，并一再表示，如有机会要为革命再作贡献。柳湜见时机成熟，便开门见山，将党中央希望他能利用他的权力和人脉，在条件成熟时，策划“两航起义”。査阜西没有犹豫，欣然接受。
尔后，柳湜安排查阜西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吴克坚接头。之后，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了艰苦复杂的“两航起义”策划活动。那时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为防不测，查阜西的一辆吉普车一直停在离家不远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里，他让16岁的儿子查克承学会驾驶，并备有一支比利时造的手枪，做好随时带上全家转移的应急准备。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查阜西倾力而为，在各方密切配合下，“两航起义”终告成功。1949年11月9日，12架飞机从香港起飞，一路向北飞去，举世震惊。当查阜西1949年底来到北京，在中南海接受周总理的接见时，两人激动得紧紧握手并拥抱。周总理说：“你做出了很大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电视连续剧《北飞行动》就反映了这段史实。
吕梁搞土改 三次遇“死神”
徐鸿夫妇在完成了联系查阜西的任务后，先后回到延安。徐鸿被王明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苏联问题研究组工作，而就在此前，她与柳湜平静地分手了。
1946年11至12月间，国民党阴谋占领延安。党中央从战略大局考虑，决定撤出延安，但仍坚持留在陕北。与徐鸿一起行动的还有毛岸英，他年轻充满活力，一路上跑前跑后，帮助体弱的人背行李，到了驻扎地，他也与大家一起访贫问苦……
队伍在王家沟驻守了一个月。突然，王明的秘书代表他向研究室同志传达“中组部要在中央各单位抽调一百名干部，到吕梁晋西南新解放区进行建政、土改工作”指示，并希望大家报名，然后由领导审批。徐鸿听了很高兴，马上报了名，并得到批准。尽管放在保育院里的女儿让她牵肠挂肚，但她在填写表格时毅然写上“没有困难”。
1946年底，徐鸿他们就上路了。读书是延安人的最爱，故大家宁可行李少带，也要多带几本革命书籍。行军的路线是向东北，经绥德、清涧，过黄河，到吕梁区党委所在地山西离石报到。一路上寒气逼人，大家相互照顾。到了黄河，昔日的咆哮声没有了，代之的是满河冰封，木船被卡在冰凌之间，他们只得弃船踏冰过河。经过一个多月的顶风冒雪长途跋涉，大家终于来到目的地山西离石，见到了吕梁区党委书记解学恭。
因为这里的情况特别复杂，很不安全，所以解书记说：“女同志还是回去吧！”这下徐鸿等都跳了起来：我们千辛万苦走了一个多月，行程一千多里，现在却要我们回去？绝对不能同意！见解书记不吭声，她们又转向坐在一旁的区党委秘书长阎子祥“求情”，后又专门找阎秘书长谈这个问题。阎秘书长说：“既然你们决心这样大，那我再去与解书记商量。”最后吕梁区党委同意女同志留下，并告知徐鸿她们，工作地点是石楼村。
石楼村的建政工作告一段落后，徐鸿又返回离石搞土改。根据党的“五四指示”要求，她与本地工作队共同工作，队长是胡克实。这里的工作非常务实，从发动贫雇农、划成分、分土地，都要深入调查研究。如了解土地面积，就要与贫雇农为主的各方代表走到田头，有时甚至反复量多次才能搞清楚。还要结合土地质量、离村远近等因素，提出合理的方案，或“抽肥补瘦”，或“打乱平分”，才能符合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利益。方案作出后，还要制成图表，拿到各种会议上讨论，直到集中意见作了相应修改后再最后“定音”。
但就在罗村和离石，徐鸿经受了三次生死考验。
第一次险情是在罗村。这里顽伪人员和恶霸地主多，且都与省城头面人物有交往。那天下午，领导把徐鸿一人安排到离罗村四五里的一个小自然村。谁知就在离开罗村的当天晚上，罗村出事了。凌晨两点，盘踞在吕梁山上的一股匪徒，收到奸细的情报，趁着天黑，手拿武器冲进罗村时，工作队员们正在熟睡。队员张仪首先发现异常，顾不上穿衣就拿起顶门棍向匪徒猛击。搏斗中他被一匪徒用石头击中头部，继而又被土匪用斧头乱砍而壮烈牺牲。个别工作队员侥幸逃离，但杨洛夫和绰号“小八路”等几个队员却被土匪押到匪窝。匪徒对我们的同志严刑拷打，逼着交代工作队和游击队的情报，可杨洛夫坚贞不屈，面对酷刑绝不吐一个字，匪徒就残酷地杀害了他。那个“小八路”也被匪徒吊在树上，要他交代。但“小八路”装傻，答非所问，敌人以为他真的不懂，竟把他放了。这个机灵的“小八路”不往村里跑，而是故意七转八弯，绕了一个圈子，跑到游击队驻地汇报。游击队正苦于找不到匪徒藏匿的地方，就马上组织力量，把这个匪窝彻底端了，为杨洛夫、张仪报了仇。
第二次险情是在离石，也是徐鸿一人被派到一个较远的自然村去。当天傍晚，工作队郝政委的警卫员突然出现在徐鸿的眼前，徐鸿正在惊愕，警卫员悄悄地对她说：“是郝政委叫我来的。”徐鸿心里一阵激动，十分感激领导对自己的关心。这天晚上，她主持开了村干部会。开到深夜，一名贫农和警卫员商量决定，让徐鸿当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住，警卫员仍住这里。凌晨两点多，徐鸿已进入梦乡，房东大嫂把徐鸿推醒，说是警卫员来了。警卫员急促地告诉她：自己刚睡下不久，便听到门外神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在门前停了下来。警卫员判断是土匪袭击，赶忙取下挂在墙上的步枪，故意把拉栓、装子弹的声音弄得“咔嚓、咔嚓”响。土匪听到这声音，自忖手里的木棍敌不过步枪，就溜走了。这显然是又有人与土匪内外勾结，他们认为村里来了一个女工作队员，容易下手。只因为徐鸿不住这里是临时决定，才使奸细无法及时通知土匪而未得逞，让徐鸿幸免于难。徐鸿从心底里感谢郝政委、农民兄弟和警卫员的救命之恩。
第三次险情还是在离石。那天，徐鸿一人到一个有120多户的村子搞土改。原来在这里工作的队员因走得太匆忙，未与徐鸿很好地交接。徐鸿只得自己去排摸。让人吃惊的是，只有一百多户的小村，竟有“地主”三十多户，至于划为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就更多了。了解实情后，徐鸿认为是“拔高”了。问题是，敢不敢纠正？徐鸿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原则。她就与几个可靠的贫农一起研究，一致认为有六个“地主”是错划，不论是土地情况、生活水准还是政治态度，都与贫农相差不多。最后大家都同意对这六个人停止羁押，予以释放。但也有个别人说：我们是同意的，只怕其他村有意见。
原来，每个行政村下面，都有几个自然村，通行的做法是全部土地和财产在行政村范围内打乱平分。如果地主划得多，参加平分土地的人数减少，每个人可以分到的土地数就多，因此私心重的人总希望地主多划点。好了，现在你徐鸿不仅不多划，竟然把已经划成的“地主”放了，这究竟是为谁张目！他们便向上面打了小报告。
一天，胡克实通知徐鸿第二天去开会，徐鸿不以为然。老胡又严肃地提醒她要好好准备，把相关材料带上，把这里工作交代一下，这才使徐鸿感到问题的严重。但在那种“左”的气氛下，老胡既不能直说又无能为力。
所谓参加大会，徐鸿是经历过的。大会一开，大家七嘴八舌，把问题抛出来，不容分说，上纲上线，然后是拳打脚踢，甚至棍棒齐下，最后把人打死的事情也常有发生。对地主是如此，对“包庇地主”的工作队员也是如此。
第二天清晨，徐鸿背着行李来开会。一个村干部冷冷地对她说“就住在这里”，然后扬长而去。女房东也真的当她是“坏人”，到吃饭时就没好气地说：“你自己去盛！”下午到了，徐鸿准备挨斗，有人告诉她：“大会推迟！”到了第三天上午，又有人通知她到某地听报告，根本不提大会的事，让徐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听了报告后，徐鸿才明白，危机过去了。原来这个报告是传达毛主席1947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其中谈到土改问题时指出：“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就这一句话，让徐鸿又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直至1949年，徐鸿在北京遇到老领导胡克实，他才告诉她，几经周折，那六个地主总算平反了。
1948年四五月间，中央后委（即城工部）来电将徐鸿调回中央机关工作。
奉调西柏坡 参加入城式
徐鸿一身“女八路”的装束，在一名二十多岁保定青年的护送下，骑着小毛驴从离石出发，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经过半个月的奔波，栉风沐雨，行程近千里，终于到达西柏坡。徐鸿与保定青年依依作别后，便带着介绍信朝前走，几个穿灰布军装的青年同志迎上来，其中一个就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她抢着为徐鸿拿行李，领她到了一间平房里安顿下来。
刚到西柏坡，她听的最多的是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和收复延安的喜讯。不久，徐鸿被分配到后委。李维汉主持城工部的工作，一见徐鸿，就问她有什么困难，并笑着说：“你的命大，连敌人都没有把你压倒。”这显然是先回来的同志告诉李维老的。在城工部，有不少徐鸿认识的同志，如马子卿、郭枫夫妇，王瀚、王平夫妇，华岗、梁华夫妇，何其芳等。1948年五六月间，徐鸿来到石家庄裕民公司裕民化工厂作调研。之所以调她去这个厂，是因为她早年曾在工厂做过工，而裕民厂与她在上海徐家汇做过工的五洲皂药厂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一进厂，徐鸿就深入群众，与工人谈心，谈自己的身世，谈自己求学的亲身体验，并与工人一起劳动。尤其是她在包装香皂时的那种熟练的动作，让工人们叹服。她调查了解生产过程、关键节点及经济核算，默默记在心里，写在小本子上。当她发现工人业余学习有困难，便动脑筋解决。没有课本，就亲自把生字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抄写；业余时间不够用，她就利用中午时间教学，硬是把全厂的业余教育搞得热火朝天。此外，她分别对厂级干部、老专家、青年技术人员采用不同的方法谈心交朋友，将党的温暖传递给他们，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不久，徐鸿又接到通知，回到城工部，把三个月的调研系统整理了一下，向李维老和工厂组的同志作了全面汇报，并就企业经济核算问题与大家作了深入的讨论。
此刻，解放战争的形势越来越明朗，蒋家王朝覆灭的日子就在眼前。为此，党中央号召全国各界著名的进步人士来解放区共商国是。这其中就有沈兹九、胡愈之夫妇，何文、钱俊瑞夫妇等。她们曾经是徐鸿的老领导，与徐鸿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今日重逢，倍感亲切。
北平解放前夕，徐鸿被选中将进入北平，当时挑选的条件是身强力壮、政治素质好。这些准备进入北平的队伍先在阳泉集合，再乘火车到石家庄，后换乘卡车直达北平西郊青龙桥住下。那时我党正与傅作义将军谈判，徐鸿他们的驻地距清华园谈判小楼很近，大家十分关注那边的动静。一到晚上，那里灯火通明，有时甚至隐约听见说话的声音……大家多么希望谈判早日成功，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福祉啊！
谈判终于成功了，北平和平解放。我党决定于1949年1月31日举行入城式。
这天凌晨2点，参加入城式的同志全部穿上军装，腰束皮带，头戴棉军帽，分坐几十辆大卡车到西直门外。入城式开始了，当队伍到西直门时，传来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出现了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行进不得不放慢了，只听见“向亲人解放军致敬”等口号声，此起彼伏。欢迎人群中，有的提着水瓶、茶杯，向徐鸿及其战友们递茶送水，有的看见队伍中熟悉的人，便情不自禁地奔过去与熟人握手拍肩，随后又匆匆分开……从西直门到驻地西交民巷，队伍足足走了两个小时。
1949年徐鸿在北京
参与筹办信访局 重结连理枝
徐鸿在西交民巷住了几天，就被分配到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当时，彭真等领导同志决定建立一所俄文专科学校，并决定派徐鸿去香山协助中央秘书室主任师哲做筹备工作。徐鸿即到师哲处报到。中午吃的是中灶，八个人一桌，经常在一起用餐的还有王惠德、田家英、于光远等。他们在一起说古道今，谈笑风生，思想活跃极了。
田家英是中央秘书室副主任，又是毛主席的秘书。他的一项工作是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忙极了。而当时徐鸿正在筹备俄文学校，不是很忙。于是征得师哲同意，田家英将徐鸿暂时调来，帮助处理人民来信。但还是忙不过来，田家英在请示毛主席同意后，调来一批干部创建了一个信访机构，这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前身。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正是徐鸿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她只能在收音机里感受开国大典的盛况，实在是一大憾事。
之后，中央各单位开始向中南海集中。徐鸿于11月中旬搬进中南海工作，故她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这期间，田家英又交给徐鸿一项任务，让她照看好患病的毛岸青。出于对领袖的崇敬，也是为了减轻田家英的负担，徐鸿高兴地接受任务，尽力照看好毛岸青。
在信访工作走上正轨后，徐鸿又回来继续参与筹备俄文学校。在筹备人员中有一个同志叫殷铁铭。1949年底，领导上决定由徐鸿和殷铁铭一起去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调50名在读的一二年级优秀学生来北京俄文学校突击培训，以解决中央机关俄语翻译紧缺的燃眉之急。于是他俩就风尘仆仆地赶赴沈阳，东北局为他们开具了介绍信后，两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王季愚校长处，得到王校长的全力支持。很快，徐、殷就带了50名一二年级的学生，在1950年春节前夕回到了北京。此次的哈尔滨之行让徐鸿对殷铁铭有了一定了解。以后又经领导批准，两人都去中国人民大学听了一年多由苏联专家主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讲座。在共同的学习和工作中，两人擦出了爱情火花，于1951年秋结婚。
徐鸿与子女（1950年摄于北京）
不久，徐鸿向中组部提出想搞翻译工作的请求，得到批准后于1951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编译室工作，部主任是尹达，徐鸿任编译室副主任，后又任研究部党支部书记。在该室不到两年，徐鸿翻译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教材）》及《历史唯物主义》两本译著，发表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发达情况》等译文。正当徐鸿在工作和学习上取得一些成绩时，又接到校党委通知，要她去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徐鸿读的是哲学班，这个班有三十多名学员，都是来自各地的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唯有徐鸿连小学都未上过，年龄又最大。那时徐鸿又有了第三个孩子，儿子身体差，经常生病，徐鸿迫不得已要请假。但她以惊人的毅力，苦干加巧干，终于在1956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时，教育部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要求，将徐鸿与殷铁铭同时调往武大。到武大后，徐鸿积极备课，在历史系、法律系和外文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可第二年，组织上认为像她有着丰富经历和经验的革命干部应该做党的工作。徐鸿服从组织决定，由此在武大先后任图书馆系、中文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及校图书馆副馆长等职。徐鸿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经常在办公室、课堂、宿舍与教师、学生促膝谈心，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特别是对在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高级知识分子，她更是力所能及地给予保护并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
时隔40年 再回赵巷话乡情
正当她全身心投入大学的党务工时，童年时的严重营养不良，白区地下斗争、战争时期的长期超负荷工作以及年龄的增长等因素，让病魔渐渐地袭上身。1966年起她患有晚期宫颈癌，又得了脑垂体癌，再加上糖尿病、胆结石、口腔炎等多种毛病，可谓百病缠身，但她一面与病魔顽强斗争，一面仍保持革命老干部本色，尽力做好党交给她的各项工作。
徐鸿在1966年赴京治病期间，柳湜曾多次前往探望与慰问。
在“文革”后期，徐鸿带着病体与姐姐徐问铮一起来到徐家汇赵巷，仔细看了她俩当年共同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同时还探望了老邻居。记得那天笔者也在场，她俩与笔者祖母，及与笔者家老宅一篱之隔的18号赵云南等（赵云南母亲赵徐氏与徐鸿家是同宗亲戚，赵云南与徐问铮、徐鸿曾一起在五洲厂做工）谈了很久，直到傍晚，才依依告别。
徐鸿一直惦记着将她引上革命道路的女革命家关露。1977年她因病在北京治疗，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关露的地址，总算找到了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当她了解到关露现住在远郊香山时，就不顾疲劳立刻赶到香山。这对40年未见面的革命老组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都禁不住热泪盈眶，热烈拥抱……
老年时期的关露
1982年，徐鸿离休了。她自知剩下的日子不多，就决心写回忆录。她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写了四年多，把自己从小经受的苦难以及追求光明，在党的培养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写下来，留下了这段珍贵记忆，以表示她对黑暗旧社会的憎恶与痛恨，对伟大共产党的热爱和感恩……
徐鸿回忆录《“阿妹头”自述》书影及手稿
1991年，徐鸿的回忆录在刘大明等战友的帮助下，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徐鸿的最后一个心愿终于实现了。1995年1月21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徐鸿终因多病并发，医治无效而病逝于武汉。这位从上海徐家汇赵巷走出来的革命女战士，终于走完了她的传奇一生。
晚年徐鸿（1991年摄于武汉）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