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要做世上的盐
1986年11月13日，后来成为王元化的博士生的吴琦幸第一次到吴兴大楼拜访王元化：
下午，我骑着车来到靠近衡山路的吴兴路246弄3号楼楼下。看了看手表，二点三十五分，时间有点早。这只上海牌手表，是十二三年前母亲为了祝贺我上大学给我买的，指针虽然有点生锈，但是走起来却非常的精准。我第一次莫名得紧张起来。于是开始端详起这座大楼。这里并排有着三幢一模一样的大楼，仰头望上去，大概足足有二十层楼高。据说一些著名的人士都住在这里，有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画家程十发等。王先生住在这幢大楼的第十层。电梯是由管理员阿姨操作的，我踏进去，她问我，到几楼?我说到第十层。她说去找王部长的吧。我点点头。电梯带着轻微声响嘎吱嘎吱地慢慢上升。门开了，阿姨说十楼到了。我似乎还有点迟疑地不愿走出去，阿姨提高声音说，十楼到了。我这才如梦初醒地走出电梯门。外面过道是左右两户的门,1001室在楼道的右侧，我轻轻走去，按了电铃。
门打开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清秀女性出现在门口，她优雅地给我一个真诚的微笑，轻声地说，来啦来啦。似乎我是等待已久的客人。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她就说，你就是吴琦幸吧?我腼腆地点点头。进来吧。还是那样的轻柔。
一声亲切的招呼，一个荡漾的微笑，令我的腼腆之意顿消。走进门，阳光布满客厅，约有十五平方米，靠着窗是一长沙发，端坐着一位学者。他就是王元化。为我开门的则是他的夫人张可，我后来的师母。
此时的王元化先生，卸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年多，丝毫看不出官样，满面是学者的儒雅风度，隔着银丝边眼镜后的双眼中透着睿智的光芒，盯着你看的时候有一种执着，似乎要看到你的心里。他让我在右手边的单人沙发坐下，然后看着我，脸上充满着一种别样的和蔼，左手在沙发靠椅上，不停地用手指弯曲重叠，似乎在书写毛笔字的意思。他开口就问我读了些什么书，我说自己在汉语大词典工作了四年，此前也是古文字的爱好者，曾经在罗君惕家中从头到尾学过《说文解字》。罗先生用他的稿本《说文解字探原》来教学。（《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10页）
王元化与夫人张可在吴兴路寓所（1995年）
当天离开时，望着三号楼，吴琦幸还留下很多诗意的情绪：“走出一楼电梯的时候，我返身抬头向高楼望上去，十楼，这是王先生和张可老师的住宅，白云在高楼顶上飘过，蓝天作为背景，渐渐地，我觉得白云在亲吻着楼顶，一刹那间，我觉得楼不算太高。”（《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第13页）11月21日来时，他还写到王元化的书房：“先生的书房在客厅的左边，餐厅的隔壁，一间约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进去是一个老式的书架，用玻璃门罩着三大排书，最醒目的是全套石印本《皇清经解》。对面是一张书桌和满壁的图书。”（《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第17页）12月7日，他更为详细地记下了他看到的王元化的藏书：“王先生的书房门与餐厅并排，一走进去靠右手便是一矮橱柜，玻璃门后面藏着一柜他常用的书籍，其中除了整套的《皇清经解》之外，还有《经籍籑诂》《康熙字典》、各种版本的《文心雕龙》、曾经发表在日文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原著、《十三经注疏》等。靠窗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与张可老师早年的合影放在桌上。左手边一面大墙，整整一墙的木质书架，里面堆满了外国文学作品和现当代作品，其中有烫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解放前版本的《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等等。在靠近书橱的角落，又堆起几大摞书籍，这是近年来友人的赠书和赠阅的期刊杂志。”（《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第26页）
在胡晓明所著《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最后一页，有个沙孟海为王元化书写的“清园”的匾额，王元化是从清华园走出来的清华子弟，服膺陈寅恪提倡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晚年把书斋命名为“清园”是别有新意的继往开来。我查阅了几种王元化的年谱（表），都是注重他的文章与思想的记录和变化，而对他住所等生活细节少有涉及，可是，我觉得对一个人的了解，哪怕他一些思想的形成是难以脱离他具体的境遇而存在的，有时候，丰沛的生活细节更利于我们了解人物的内心和思想。比如，我想查一查王元化究竟是什么时候迁入吴兴大楼的，年表上都没有记载，我只是在他的日记上查到了一点线索：“今日始得文汇书展请帖，竟寄至淮海路旧址，而我迁居至此，盖五易寒暑矣。”（《王元化集》卷8，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页）这是1990年3月25日日记，以此推算，他是1985年搬来的。这正是他的“清园”时代，虽然走向暮年，却是一个晚霞灿烂的暮年，他在《文心雕龙》研究，对“五四”的反思和近现代思想的研究，自我的反思及知识分子精神的重估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思想学术界执牛耳者。以“清园”为书名的著作就有一系列：《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清园近思录》《清园文稿类编》《清园文存》《清园书简》《清园近作集》《清园谈戏录》……这也是要将最后一抹夕阳化作灿烂的彩霞的学者。
不过，这些文字的写成并非是在安逸的陶然居中，“清园”不清净，对于一个喜欢安静的学者来说，他的居室下正是车水马龙的衡山路，一时间施工车辆来来往往，到后来附近有楼房施工，以及周围邻居大半年的装修，这些令王元化不胜烦恼，也不堪其扰。“昨夜在书房睡，北窗临通衢大街。来往车辆日夜不绝，汽车鸣笛尖声刺耳，载重大卡车奔驰而过。噪音骚扰，整夜难眠。”（1993年8月21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194页）“晴热。打开所有窗户，衡山路上载重卡车通宵不绝，呼啸而过，如地裂天崩。一夜难成眠。”（1994年6月28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271页）这让他不得不选择避居在外工作的办法：
去冬以来，弟未做事。此间生活过得去者，大多奢华成风，如南朝竞富，装饰房屋，向宾馆看齐，以几星级为标准。舍寓楼下邻居，并不富有，但亦不甘落后，大讲排场，装饰居室，不惜工本，施工时间，前后三个月，敲打之声不绝，弟尤畏冲击钻砉砉之声，如钻心脏。如此仅数天，已得心动过速之症，而夜服两粒安眠药，有时尚难入睡。这就是入冬以来的生活，任何工作均无从谈起，读写俱废，至今尚未恢复正常。前日赴院检查发现肝肿大、血脂高诸症，尚需进一步去院检查。（1996年1月1日致林同奇，《王元化集》卷9，第354—355页）
我渴望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上图为我在二楼提供了一小间研究室(二零四)。连日到那里，躲进小楼一角去阅读或写作，没有喧嚣，没有任何干扰，成为我生活中的小片绿洲，是一种愉快的享受。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如今实现了。（1997年3月9日，《王元化集》卷8，第391页）
家中已无法用书房，无法接见来访者——向组织申诉困难后，昨日为我落实了在衡山的一间类似工作室的房间，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晚间小周陪同去看房间。此事虽定，但心中惆怅万端。今天清早醒来，不能摆脱空虚之感。我已年过古稀，生命旅程已到最后一段，盼望过安静、和谐的生活，如今却以旅舍作为栖身之地，一个人在这间小房间内咀嚼痛苦……（1997年3月11日，《王元化集》卷8，第392页）
有时候，文人需要的是生活简单，偏偏简单又成一种奢侈，从日记中能够看出王元化的烦恼、伤感，乃至痛苦。到衡山宾馆后，他的工作条件和身体才逐渐好起来，1998年2月5日日记写道：“自从在衡山安顿下来后，感冒和腰疼的毛病均未发作，大概是房内有空调气温较暖的缘故。”（《王元化集》卷8，第450页）在1998年7月14日给许觉民的信上，他讲了自己的生活安排：“我现在上午在家，中饭后去衡山饭店（找了一间工作室）。后者电话是（略），三时后至晚均在此。”（《王元化集》卷9第56页）后来，他又曾搬到庆余别墅210房间，工作和居住都在那里。
晚年的王元化，生活的困扰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妻子的病。张可自1979年中风后，虽然抢救过来，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读写俱废，王元化不得不承担很多家务，而精神上的痛苦更是难以言表。2005年12月23日，学生吴琦幸探望再次中风的张可，此时她已骨折、失语、丧失吞咽功能，陪同一起去的王元化，“转而凄凉地对我说，琦幸啊，我的一生中，张可为我付出太多，但是等到我的情况好了，她就突然中风失却用脑力工作的能力，她是没有等到好日子，我的家庭生活是悲苦的”（《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第370页）。王元化身体也不好，青年时代受政治运动牵累，精神上大受刺激，曾患过心因性精神病。晚年多病，本也是老人的常态，2003年5月7日在致刘凌的信中，他言及身体状况：“最近两年我的健康大不如前，毛病很多，经常要去看病，住院的时候也越来越多。我因患前列腺癌，需四周打一次针。打针后身上有反应，燥热、出汗，虽冬天也是一样。另外颈椎狭窄，经常头晕，发作起来更是天旋地转，再加上青光眼，使视力大为减退，读写都不便，所以朋友处就不大通信了。”（《王元化集》卷9，第66页）
王元化是个书生，以前家务依赖张可，张可生病后，很多事情要靠他，一时间，他真有些手足无措，一件小事情足以让他烦恼和悲观。“从深圳购回无线电话机，价值六百元，为两月薪金之数。未用几天即坏，发票未找到，颇懊恼。回沪后常头晕，情绪低沉，老年殊痛苦。”（1992年3月23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119页）“为机票订座奔走。由于性急，耐心不够，我不善于更不喜处理事务性琐事，但琐事迎面而来，无可回避也。”（1992年8月18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143页）“回家途中在商店购汗衫一件，因钱未带够，向驾驶员老甘借了数十元。自张可病后，生活事均需自理，但我不擅于处理家务，常为此感到困窘。”（1994年5月28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265页）一个思想者，面对这些，有时候更多是情绪上的不耐烦，王元化甚至想：“今天想到，生活上马马虎虎，凑凑合合，会影响在工作上不认真，随随便便。”（1994年3月22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248页）他还拿约伯自励，决心要承受命运的苦难：
我无法避开生活中的苦恼，一九五五年的政治运动，精神的受伤；六十年代初撰写文心柬释时突然旧疾(静脉周围炎)复发，右眼失明，只得辍笔；“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被隔离，心因性病再一次袭击了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处境好转，平反在望，可是张可突然中风了；晚年又因另一种不幸，使我不断咀嚼痛苦，我是希望家庭幸福的……命运使我一生坎坷，不是政治打击，就是痛苦的折磨，幸而都渡[度]过了，可是又失去了生活的宁静……我要忍耐命运的颠簸，像《旧约》中的约伯一样……（1997年3月5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388页）
王元化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开始晚年的“反思”，写下了一篇篇充满正气的文字，有时候我想，从现实的境遇，到纸上的坚定，这中间要有多少身心的自我超越啊。
王元化（2004年）
除了他个人的著作之外，谈到晚年的文化贡献，我认为必须提到他主编的两种集刊，一种是1988—1989年编辑的《新启蒙》四种，另外一种是20世纪90年代编辑的《学术集林》十七种，这里面有王元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他精神追求的一种体现。这个追求，不是个人的名利，而宁愿舍弃个人的时间、精力企图去营造一种公共的精神氛围，它体现出王元化这一代人远比当今学者更为阔大的精神气象。他为《新启蒙》第一辑所写的编后记中，很好地阐释了办刊的目的：
我们编印这本小小丛刊，没有堂皇的目标，也没有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在当前娱乐性消费性的读物正在迅速挤走有质量的严肃性读物的时候，为活跃学术空气，推进理论进展，做些工作。我们将尽力把丛刊办成有自己特色的读物，以打破目前大多数刊物彼此相仿而无独特个性的格局。所以我们不打算兼收并蓄，而要选载表现丛刊个性的文章。
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摈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能力所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索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新启蒙〉第一辑编后》，《王元化集》卷7，第441—442页）
他们不肯俯就自然的安排，总是要挣扎、奋斗，要用自己的手开辟新天地。办一份集刊，发出声音，是文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理想要在社会中实现，那是要在泥土里跌打滚爬的，好多人有洁癖，早就敬而远之了。王元化自己说，自己急躁，好激动，不擅长具体事务，可是为了一份理想，他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坚持下来了。文化人为精神追求所做出的牺牲，以及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是当今高谈阔论之人稀缺的品质。王元化在编后里说：“从事文丛编辑工作的只有两三人，可是要做的事确实不少，包括筹划每卷内容、联系组稿对象、审读来稿、编排与版式，以至决定封面设计方案和协助做一些校对工作等等。”（《〈学术集林〉第三卷编后记》，《王元化集》卷7，第468页）有时候，道不同还要为谋，他一定做了很多“妥协”：“下午许、朱、陆等来谈丛刊事，涉及与办刊无直接关系的一些事，并为报酬等斤斤计较，此非我事前所料到，颇悔此举。”（1994年2月26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243—244页）“丛刊集稿略有眉目。共同办刊，前已感吃力，今更觉困难，盖年轻人中间有人不愿做与己无直接利益之事，略加劝诫，则反唇相讥。这是我过去没有发现也没有想到的。”（1994年3月28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250页）做“与己无直接利益之事”只有更大的付出：“凌晨醒来想到《集林》事。我名为主编，实为初审。经我定稿后，还至少要再过三次堂，且同一问题也需回答三次。编辑技术处理极差。只有妥协……”（1994年10月14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292页）“晚间已过十时，突得潘龙杰电话，坚持《集林》登出版说明外，仍将删改书稿。我责他食言，他诡称我上次听错了他的话，引起争执，以至大吵。”（1994年10月24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294页）以王元化的资历、声望、地位，陷在这样的琐事中，有时候难免令人想，他值得吗？这要花费他多少精力？当年编《新启蒙》时，王元化就对友人说过：“光看书、写作、编刊，还没有什么，最怕的是把生命消磨在无聊纠葛中。我们大半生中有多少时间是这样消磨掉的？”（1988年4月12日致张光年，《王元化集》卷9，第316页）然而，办刊物，少不了面对实际的、繁琐的问题，甚至连繁体字、简体字转换的事情，都需要这个主编操心，一个老人的时间有多么宝贵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做成一点事情，他只能忍耐着。其中的辛苦，只能在他给友人的信件中道及一二：“今年夏天，上海奇热，为百年所罕见。但我因《学术集林》事，仍挥汗工作，忙极倦极，故友人来信，不遑及时作复了。我已逾古稀，精力渐衰，每日工作量亦有限。”（1994年9月20日致林同奇，《王元化集》卷9，第353页）
在《学术集林》的一则编后记中，王元化说：“记得小时候一位学圣品人（基督教牧师）的长辈对我说《圣经》上说的‘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了形迹，而盐却将自己消溶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作为中国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做中国文化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无私的精神总是值得尊敬的。”（《〈学术集林〉第六卷编后记》，《王元化集》卷7，第483页）这何尝不是他的夫子自道？
城市日新月异，吴兴大楼多少有点老旧，矗立在那里不再像当年那么显眼。曾经有五年时间，我每天上班都从它的门口路过。靠路边的铁栏中，在春末会有很多的蔷薇花开放，在灰色的天空下，给人以清亮的笑脸，让人难忘。我突然想到，栏里的这个小花园，王元化曾在这里散过步。他日记里曾写过：“上午《东方时空》来吴兴路家中摄像，他们要拍一些日常生活的镜头，如我每天在家中大楼后的小花园散步等等。”（1998年8月11日日记，《王元化集》卷8，第475页）这个院子里，王元化还曾碰到过谢希德，两个人讨论过用戏曲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问题。（1998年5月6日日记按语[《王元化集》卷8，第463页]：“还有谢希德，她虽未写信给我，但前些时我刚刚走出住宅大楼的时候，就看见她从驶到大门口的汽车上下来。一见面还没打招呼，她头一句话就是：‘我同意你；我同意你。’”）。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我走进这里，特意到三号楼门口站了站，像当年吴琦幸走出来时一样，抬头望一望楼上，春天的阳光当头照着，往昔的事情和人渐渐模糊。我想起卢梭在《论老之将至》中的一段话：“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尔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伍国文等编：《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214页）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晚景，倒是能够感觉到，在前辈们的人生大河中，可以找到我们的人生倒影。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