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路复兴路区域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风貌保护区，其整体风貌依旧保持了老上海法租界时期的基本布局，步入其间，会让人感觉到整个地区品质的高贵和环境的优雅。岳阳路桃江路口、淮海路武康路口、宝庆路环海路口……辐射状的城市布局，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武康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西班牙式、英国乡村式、巴洛克式等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犹如万国建筑博览园。日间丝丝阳光透过茂密树叶，形状不一，犹如片片金花，洒落在路面，别有一番风景。马路两旁整齐的行道树伸向远方，恰似条条时光隧道，人在其间行走，仿佛在穿越历史，去探寻曾经的往事和故人。
复兴西路147号，一幢建于1933年的西班牙式三层公寓建筑，南面带有花园，淡黄色的拉毛外墙，围墙上沿和屋顶铺的是半圆形的琉璃瓦。正门开在建筑正中，靠东面三间是个汽车间。靠西边外墙是一座室外楼梯，楼梯再靠西边一间也是汽车间，其中三间已改为门面用作商店。室内从三楼下到二楼，然后分成两路：一路在室内转弯下到一楼从正门而出；另一路通过一扇圆拱门转向室外楼梯下到一楼，与过往人行道相接。147号建筑一层为一套房，二层为两套房，三层为一套房。历史上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特命全权公使陈伯藩所有，20世纪50年代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著名演员上官云珠都曾在这里住过。柯灵当年居住在二层的东首。室外楼梯的外墙上悬挂着一块徐汇区人民政府公布的“柯灵故居”铭牌。
柯灵故居（贺平摄）
柯灵故居中的特色小窗（贺平摄）
柯灵，中国著名作家、编辑家、文艺评论家。辛亥革命后，他跟随家人从广州返回故乡绍兴。没几时，生母离开绍兴，二哥去世，父亲接连受到打击，在病榻上安排了后事，将柯灵过继给了婶母金氏。父亲去世这一年，柯灵正好六岁。自此以后，柯灵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晚年，柯灵回忆童年生活时如此写道：“我童年时，家庭已近破落，世态炎凉的滋味，开始虫蛀一样侵蚀我稚嫩的心灵……我的童年生活很暗淡……”
因为家庭原因，高小毕业的柯灵终止了学业。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柯灵有幸踏上教师的道路，这一年，柯灵正好十五岁。在学校中，邀请柯灵到学校教学的陈校董雪中送炭，给他送来了书籍和各种杂志，还特地送了一本字典，鼓励他通过自学提高学识水平。大哥伯琳也经常把从广州、上海带来的新的文学作品、杂志带给他阅读。镇上还有个简陋的“阅报楼”，这里是少年柯灵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如饥似渴地通过阅读了解社会、文化和教育的最新动态。再加上他天生喜爱从报纸上抄写欣赏的文章，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他对于文学的敏感、理解和热爱。这一时期的柯灵奋发自学，字典、书籍和报纸杂志都成了他的“良师益友”。逐渐迷恋上文学之后，柯灵萌生了写作的冲动，于是先写日记，之后尝试写作并开始向报社杂志投稿。
1926年，柯灵的叙事诗《织布的妇人》和散文《记禹门乡之提灯会》分别发表在当年的《妇女杂志》第12卷第10号和10月17日的《越铎日报》上。《越铎日报》当时曾因刊登过鲁迅的文章而有很大影响，对于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来说，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真是欣喜异常。
柯灵生在广州，长在绍兴，但是在他的人生过程中，上海则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城市。上海犹如他的第二故乡，对这里他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在上海遭逢了千年未有的历史巨变。
1930年，二十一岁的柯灵初到上海，当时他是受幼时小学校长之邀，前来创办报纸《时事周报》。虽然报纸只出版了短短几期便宣告失败，但是对于年轻的柯灵来说，却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办报和编辑经验。在几十年后，柯灵回忆说：“这是我编的第一个刊物，起点低得令人吃惊，但我感谢它给了我学步的机会。”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柯灵在回到绍兴接手《儿童时报》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儿童时报》在他的手中大放异彩，发行量节节攀升。
时隔一年，柯灵再次来到上海。这次他却走进了电影界，从1931年到1937年的六年里，柯灵经历了从“天一”到“明星”再到“联华”电影界的三大公司。20世纪30年代初期，正值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而党的电影小组也在此时成立。这些周边环境对于柯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柯灵参加了影评小组，积极撰写电影评论文章，当时几乎所有报刊上都能读到他的文章，“柯灵”这个笔名便是在这个时期使用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37年8月13日，淞沪保卫战打响。告别了电影公司的柯灵和上海其他爱国报人一样，满怀热情地创办报刊。他们以文字为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展开“战斗”。同年8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柯灵任编委；10月，时事周刊《民族呼声》创刊，柯灵任主编。这一时期，柯灵夜以继日不断将耳闻目睹的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化作一篇篇鼓舞士气的战斗“檄文”，在杂志上刊登呐喊。
随着时局的变化，众多文人逐渐开始向大后方撤离，但是柯灵依然选择留守上海。在严酷的敌后环境下，他先后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早茶》《大美报•浅草》《正言报•草原》等报纸的文艺副刊是主要的“上海抗战文化堡垒”，创建和延续了一条抗战救国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路线，团结了大批爱国文人，一改上海文坛的沉默萧条，持续地在上海这座“孤岛”上发出了上海作家的抗战呼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文人们的处境愈发严峻，柯灵参加了苦干剧团，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话剧，并编写了《夜店》《恨海》等多部剧目。1943年，柯灵一面躲避着日伪的追捕，一面接手了《万象》杂志的主编工作。《万象》以小说为主打，广收诗歌、散文、杂文、戏剧、电影、文学和艺术评论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开辟“作家书简”“万象闲话”“文艺短讯”等栏目，创作特辑、专号等刊物，接受来自本埠、沦陷区、国统区和海外稿件，堪称“包罗万象”的文艺刊物。柯灵在夹缝中求生存，继续宣扬抗日文化，在日军军刀下延续了“五四”进步文学的火种。
1944年和1945年，柯灵两度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衡山路上叫人闻风丧胆的“沪南宪兵队”，这是一个关押、杀害抗日爱国志士的地狱和魔窟。关押期间，柯灵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威胁和利诱面前，他用文人的身份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柯灵的机智和正义震慑了敌人，日本宪兵最终无计可施，只能将他释放。
在中国文坛，柯灵是一位罕见的多面手。他既是作家、编辑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报人。他的人生可谓与写作融为一体，一生笔耕不辍，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
柯灵是文坛公认的散文大家，他的抒情散文精致而清雅，他的序跋散文严谨而求实，而他的小说创作则擅长于社会世相的精确描绘与人物情感的深层挖掘，展现的是个人浮沉与社会矛盾冲突碰撞下的世情与人性。
作为鲁迅同乡，柯灵还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反映社会现象的杂文。柯灵自小拜读鲁迅作品，深受其杂文影响。因此，柯灵的杂文语言简劲，一针见血，承继了鲁迅杂文“为匕首、为投枪”的战斗传统，与瞿秋白、茅盾、巴人等形成了充满战斗精神的“鲁迅风”派。柯灵曾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
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理论家和评论家，柯灵十分重视电影的群众性和通俗性特征。他重视电影对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的真实反映，在揭示社会现实的同时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经过柯灵改编后的剧本总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把握好中外、古今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具有当代的文化价值。
解放战争时期，柯灵创办了《周报》。这份政治性刊物充满了战斗精神，它呼唤着人民要和平反内战的声音，不断揭露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暴行，也因此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拥护。
1946年8月24日，《周报》出版还不满一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948年5月，柯灵迫于形势，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香港，他参与创办《文汇报》，继续战斗。同时他还担任永华影业公司的编剧，接连写出了《春城花落》《海誓》两部电影剧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高兴之余的柯灵也告别了锋利敏锐的杂文笔法，转而用优美古雅的散文歌颂这个新时代，歌颂祖国。1950年从香港回到上海，柯灵又先后改编和创作了《腐蚀》《为了和平》《不夜城》《秋瑾传》《春满人间》等多部电影剧本。
复兴西路147号203室，从1959年至2000年，柯灵在此居住了四十余年，这里留下了他后半生的人生痕迹。
到了晚年，为了专心写作，柯灵曾定下规矩“下午四点之前恕不接待”。然而每逢客人叩门时，这个自定规矩便自动瓦解。在这间不大的客厅内，柯灵接待过巴金、夏衍、张乐平等重要作家、画家以及来访的港澳台的作家，也接待过一些刚踏入写作道路的年轻新手和热情读者。
书信是人们自然而然抒发、宣泄情感的载体，它同日记一样，不加任何粉饰、没有丝毫雕琢地揭示出人的思想、情感深处最具本质的部分。柯灵一生朋友甚多，文坛内外交往频繁，留下众多书信。这些书信具有双重意义上的价值，既文采斐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如鸿爪留痕，是珍贵的文献史料，还可从另一侧面一窥柯灵崇高的精神世界和他丰富的思想情感。
柯灵过世后，他的寓所尽管仍保留着原有的模样，但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雨沧桑后，房屋破损，蛛网密布其间，墙上成片的斑斑污迹中散发着一股呛人的霉味。靠南部分的书橱在雨水浸淫下全部霉烂，书柜中的书籍也腐烂碎裂，字迹模糊。书房和卫生间的夹墙上部倒塌，窗户、落地门的铁框腐蚀锈烂。抢救和保护柯灵故居刻不容缓，时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书写提案，呼吁政府等相关部门整合力量，共同保护柯灵留下的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2014年元旦过后第一天，刚退休的我受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澄泉的邀请专程赶到湖南街道报到，自此开始了负责筹建柯灵故居的艰辛工作（张乐平故居也在同步进行）。在湖南街道党工委的授意下，我和柯灵亲属顺利谈妥了柯灵故居房产和室内全部日常用具、书籍和来往信件的移交和转让工作。当年12月，湖南街道成立了名人故居筹建小组，并交由我负责，我邀请了方阳和郭皓。方阳原是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副馆长，正值退休，郭皓也刚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在陈列布展和老建筑的修缮上颇有经验。我还招聘了当年毕业的大学生翁汝佳、徐欢和范豫润。翁汝佳是北京大学文物系的学生，徐欢、范豫润则分别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他们都是看到报刊上的招聘启事后聚集到湖南街道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踏入社会。他们没有经验，但年轻，富有热情，有很好的文学功底，小翁还有很好的专业背景。我们聚集在一起，开始了柯灵故居（还有张乐平故居）的筹建工作。
2015年，筹建小组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按照“修旧如故存其真”的文物修缮原则，落实对柯灵故居整体进行抢救性保护；第二件事，修缮柯灵故居的同时，全面整理故居物品，设计展览线路、确定展览大纲、落实展览内容、写出展览文本；第三件事，10月份开始，故居的布展设计、展柜制作和空间安排同时推进。截止到2016年春节，筹建小组全面完成了柯灵故居（还有张乐平故居）的筹建工作，确保了柯灵故居向社会开放（同时开放的还有张乐平故居）。在故居展厅设计中，我们将2000年徐汇区政府增配给柯灵的一楼东面房子做成展厅，东面的汽车间安排为序厅，其他空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以展示“柯灵一生”，第二部分是“文坛交往”。第二部分展品全部是重要人物、文人、家属、读者的往来书信，众多书信形成了故居展厅的一大特色。如此之多的书信原件在一个展厅中有序展示，这在上海其他故居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穿过展厅，踏上重新修复的老式螺旋式楼梯（这个楼梯原先设计是给保姆上下楼梯用的），便来到了柯灵的二楼故居。二楼故居非常完整地保存了柯灵夫妇当时工作和生活的场景，无一改变。众多参观者曾评价上海的柯灵、巴金以及宋庆龄故居在他们所见到的故居中，属于原汁原味保持最好的故居。柯灵故居虽小，但非常精致，所有的细节都具有鲜明的教育意义。参观故居的顺序依次是厨房、客厅、书房、卫生间、房间和出门的过道。当年该建筑的设计也是既简单又合理，卫生间居中，书房、客厅和卧室任何房间都有门可以通往卫生间。从房间内简单的陈设、普通的家具和四壁书柜中的藏书，可以看出柯灵日常生活的节俭朴素、安贫乐道和热爱书籍的高尚品质。故居的整体陈设和人文氛围一如当年，仿若柯灵先生从未离开过，随时可能回转家来。
柯灵故居内螺旋式楼梯
阅读，始终是柯灵一生的兴趣，阅读和藏书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步入柯灵的书房，一张铁制写字桌占据了房间中央的大部分空间，其四周则是书柜环绕。书柜尽管样式不一，但错落有致，里面排列着柯灵编辑和收藏的各类书籍。
“文革”期间，柯灵家的书房和客厅均被查封，于是，卧室南端仅几平方米的小阳台就成为柯灵的简易“书房”。小阳台沿西面墙壁摆放的是一个账柜，账柜侧面板朝外放下90度可以固定，便成为一个简易“书桌”。每天，柯灵就伏案在这“书桌”上，坚持他所热爱的写作事业。
“文革”过后，柯灵重返文坛，他终于可以重新回到他的“书海”中遨游了。柯灵在书房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写了一连串内涵深刻、气势磅礴的散文，其中包括《在历史的激流中》《回看血泪相和流》《遥寄张爱玲》等文章，也出版了《柯灵电影剧本选集》《柯灵电影剧本续编》《柯灵散文精编》《柯灵散文选》《柯灵杂文集》等许多著作，其中《柯灵散文选》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柯灵六十年文选》，洋洋八十余万字，更是我国当代散文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柯灵曾经说：“我写东西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心里有话要说。这个话不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我要向读者倾吐。那么，我要向读者说，希望得到读者跟我的共鸣。读者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能够跟读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在这样精神对话中得到认可，这就使我感到充实，感到温暖……我曾经说过我追求的是这样几句话：以天地为心，造化为师，真为骨，美为神，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崇高宏远的未来作为我的理想。要真正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我一直在尽力而为。我希望经过我的努力，我希望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柯灵正是这样，“以天地为心，造化为师，真为骨，美为神，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崇高宏远的未来”为理想。
柯灵如此总结他的写作与人生：“文字生涯，冷暖甜酸，休咎得失，际遇万千。”“纸上烟云，恰如屐齿印苍苔，字字行行，涂涂抹抹，也就是斑斑点点浅浅深深的生命留痕。”
2000年6月，柯灵，中国著名作家，在华东医院病床上安详地走了，但是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却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柯灵不仅是文人的楷模，更是今人前行的一盏明灯。
（作者系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