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高安路18弄20号，是儿童的乐园——徐汇区少年宫的所在地。这里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荣德生的旧居。1952年，荣德生病逝于无锡。1956年，荣家将该宅捐给国家，政府便将这里改为徐汇区少年之家。1960年，改名为徐汇区少年宫至今。
高安路18弄20号荣德生旧居
一、父子同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
荣德生（1875—1952），原名宗铨，号乐农，江苏无锡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到上海钱庄当学徒。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人合办保兴面粉厂，任经理。光绪三十一年在无锡办振兴纱厂，任经理。1912年出席全国工商会议。后创办上海福新面粉厂、二厂、三厂、四厂、六厂、茂新二厂、申新纱厂等。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在中国民族资本家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前期，企业面临危机，大部分工厂被抵押。抗日战争期间，拒绝与日人“合作”经营。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在上海遭绑架，被勒索巨款。1948年任荣氏企业总管理处总经理。解放前夕，制止将申新工厂机器拆迁台湾，与工人一起护厂，迎接解放。建国后，任无锡申新纱厂总经理、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荣德生先生像
（图片来源于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荣德生和他的哥哥荣宗敬，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实业家，堪称中国历史上一代企业家的楷模，为推动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荣德生生有七个儿子，长子荣伟仁、次子荣尔仁、三子荣伊仁、四子荣毅仁、五子荣研仁、六子荣纪仁、七子荣鸿仁都在荣氏企业任过职。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四子荣毅仁。荣毅仁在青年时代，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荣氏家族企业勤奋工作，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办好实业，报效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给荣毅仁以深刻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他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他成了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荣毅仁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纺织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领导职务，被称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二、一部治家严格、内容博洽周全的《荣氏家训》
荣德生和他的哥哥荣宗敬之所以能在实业上取得那么高的成就，以及荣氏后代大多都能步武父辈，继承祖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和爱国人士，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之外，和他们一体严遵的《荣氏家训》是分不开的。
现在见到的《荣氏家训》，原载刻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的《荣氏宗谱》卷十六。《荣氏家训》共有十二则，2600字左右。第一则“圣谕当遵”，直接以明朝太祖朱元璋训辞“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句，作为“为人道理”。又说“我朝（按：指清朝）圣谕广训十六条，天语煌煌，弥加详备，凡我士庶，宜各诵习，冀成善俗焉”。第二则“孝悌当先”，提出如能“循此道，则为端人，为正士，即至先贤不难”；而如“违此道，则为逆子，为恶人，虽与禽兽何异”。第三则“祠墓当展”，突出“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古训。第四则“族长当遵”，提出一族之人尊敬族长，能使“凡我族人，咸知敬信，庶事有所统，而里中不肖子弟稍知畏惧云”。第五则“宗族当睦”，提出“三要”“四务”。所谓“三要”，即“尊尊”“老老”“贤贤”，要求对族中“尊者”“老者”“贤者”都要给予尊重、孝敬；所谓“四务”，即“矜幼弱”“恤孤寡”“周窘急”“解忿竞”，要求对幼弱孤寡之人同情体恤，对“窘急”之人给予周济，对“忿竞”之事进行调解。由“三要”“四务”又引申出“助义田，建义仓，立义学，筑义冢，周旋同族，使死生无所失”等有利于宗族之事。第六则“蒙养当豫”，对族中子弟启蒙教育和学习提出要求：“吾族中各父兄须知，子弟之当教，又须知教法之当正，更须知教子弟之当豫。”这一则还提出，孩子通过接受教育学习，“纵不能入学中举，就是为农为工为商贾，亦不失为醇谨之善人”。第七则“闺门当肃”，提出“人家之成败，女子关得一半。故君子正家，其闺门未有不严肃者”。第八则“礼节当知”，提出有关个人礼仪的“一身之礼”和有关家族的“一家之礼”，又提出礼节“最要者，莫如婚嫁丧祭诸礼”，并总结为“莫僭越，莫疏忽、斟酌得中，斯谓彬彬之君子”。第九则“职业当勤”，提出“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有本职。惰则职业废，勤则职业修”。第十则“节俭当崇”，提出“节俭二字，非惟可以惜福，抑且可以养品也”。第十一则“赋役当供”，认为“赋税力役之征，国家法度所系”，告诫族人“吾族田产不少，宜共知之”。第十二则“争讼当息”，提出“做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然后列举了争讼种种弊害，最后提出“讼则终凶，凛之戒之”。
从那时算起，到荣宗敬、荣德生昆仲，再到荣毅仁，整整九代。这九代人，先后经历了清王朝、民国直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家族成员品行端正、造福桑梓、遵守法度、热心公益、爱国爱乡，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紧紧跟上时代步伐，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可以说，《荣氏家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荣毅仁从父亲那里接受爱党爱国、坚持民族气节的教育
从近现代的历史阶段来看，无锡荣氏家族最杰出的代表是荣宗敬、荣德生昆仲和荣毅仁。在民国时期，荣宗敬、荣德生共创了荣氏商业版图，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荣宗敬在1938年病逝于香港，荣德生则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成为荣氏家族他这一辈分中唯一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民族商业巨子。荣德生既遍尝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的黑暗腐败所带来的痛苦，又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包括他所从事的民族工业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受到的苦难，还有幸在暮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关心。他的一生，是坚持爱党爱国、坚持民族气节的一生，在家训家教家风方面，给儿孙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985年，无锡市举办纪念荣德生诞辰110周年大会，荣毅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综观先父的一生，有五十余年是在风风雨雨中与办实业度过的。我长期在他身边生活，承受他的教育和培养。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得以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下成长起来。这是我终身难忘的。”在荣德生办实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充满着惊涛骇浪。1934年，荣氏企业一度债台高筑，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国民党当局乘人之危，企图吞并“申新”。荣德生坚决反对，他通过改进内部经营管理等各种办法，终于使企业走出困境，挫败了官僚当局打压民族资本的阴谋。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占领，唯有租界内的工厂还在运转。荣德生在上海深居简出，以收购古籍字画自遣，不与日本人合作。日本人觊觎荣氏产业，多次通过软的、硬的两手交替胁迫，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给日本丰田纱厂，但每次都遭到荣德生严词拒绝。荣德生明确告诉日本人：“我是中国人，决不能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当日伪代表威胁荣德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时，荣德生凛然回答：“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为此，荣德生还于1943年冬，撰写了“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的对联以明志。荣德生的这种态度和表现，给了荣毅仁以极大的教育。荣毅仁满怀深情地说：“在邪恶势力面前，先父始终正气浩然，保持了民族气节。”
荣德生撰“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表明拒绝同日伪合作的心志
（图片来源于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荣德生除了在坚守民族工业方面不向日本恶势力低头外，还从中国抗战一爆发，就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浪潮。12月，荣德生和钱孙卿、薛明剑等103人发起组织“国难自救会”，无锡地区抗日救国运动勃然兴起。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荣德生捐助布匹等物，旋又捐面粉1万包，以慰劳前线抗日将士。8月21日的无锡《人报》发出报道，称荣德生为本邑捐赠抗日物资“数额最巨者”。荣德生的抗日爱国之举，教育和影响了他的子女，1932年2月10日，无锡《锡报》报道了荣毅仁、荣研仁等10余名荣氏孩子捐献压岁钱，购买绒线衣衫80件，送交无锡商会，转送前线将士，以作御寒之用的经过。这生动地证明荣德生的爱国义举对子女所具有的表率作用和思想影响。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提出，要荣德生逃避到国外。荣德生坚定地表示要留在祖国。有人要把荣氏企业迁到台湾，也被荣德生坚决制止。1949年4月，无锡解放前夕，社会上谣言纷纷，都说荣德生逃到国外去了。为了粉碎敌人散布的谣言，荣德生故意坐人力车穿行于无锡闹市区，向市民表明他留在家乡迎接解放的决心。无锡甫解放，荣德生坚持天天到办事处上班，以促进工厂运转，人心安定。新中国成立以后，荣德生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荣德生这时尽管已年达76岁高龄，但他却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工作中去。1952年7月29日，78岁的荣德生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临终之前口授遗嘱，为荣氏家族留下了最后的家训家教。在遗嘱中，他叮嘱荣毅仁、荣鸿仁“要积极生产，为祖国出力”；要求在国外的荣尔仁、荣研仁“再不可滞留海外，应迅速归来，共同参加祖国大建设”。最后，他要求子女“毋违余志，是所至嘱”。荣德生的遗嘱不长，但充满着他“不能目睹即将到来的工业大建设及世界和平深以为憾”的爱国之情。荣德生为子女留下的言传身教和临终遗言，可以说影响了他众多孩子的一生。多少年过去了，荣毅仁对于父亲给他的影响依然念兹在兹，他说：“就由于他一生之中，为着中国民族工业建设奋斗而表现出来的忠贞的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斗争精神，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楷模，因此而教育了我们，启发了我们，使我们必须要继续和发扬他在这一方面的优良传统，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而忠诚服务。”
荣德生口授遗嘱
（图片来源于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四、勤俭持家，严于律己，毕生传承荣氏良好家风
荣德生作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巨子，拥有金钱财富无数，但他一生自奉节俭，布衣素食。他幼承庭训，接受严格而又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他的父亲荣熙泰，是无锡工商界翘楚，贤名播于乡邑。清宣统二年（1910）的《荣氏宗谱》载有《荣熙泰先生像赞》，称荣熙泰“遗爱三江，籍籍口碑”“热诚公益，教育弥殷”。荣德生回忆自己受到父亲的教育时说：“侍先父旅粤，习账席。先父常督阅《曾文正公家书》，并以立身、齐家、睦族、爱乡为训；行有余力，方涉世务，并以虚言伪行为戒。”1930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母亲石氏80冥寿时在梅园建造“念劬塔”，取《诗经》“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之意，以怀念父母劬劳养育之恩。当时年方14岁、正在梅园豁然洞读书的荣毅仁撰写了《念劬塔铭》，记述了他的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在祖父母那里受到的家庭教育，文曰：“吾伯父与吾父之幼年也，先祖妣每令立机杼侧，诏之曰：‘勤俭为立身之本，骄奢为败家之源。尔等苟勤俭自克，则非特立业树功，抑且光荣祖族。设骄奢自得，则将蒙耻辱，贻万人唾。汝父所以恒为乡人称道者，胥由于是也。子其戒之哉！’两大人退而相勖，未尝一刻而忘慈训，以经以营，家由以起。”荣毅仁的这篇短文，道出了荣家耳提面命式的家训家教对伯父、父亲所带来的终身影响。
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像
（图片来源于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无锡梅园念劬塔
（图片来源于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荣德生一生勤俭，是出了名的。他的好朋友、同为无锡人的国学大家钱穆，1948年在荣家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住在荣家老宅一幢小楼里，他在楼上，荣德生在楼下。他在《与荣德生的一段交往》中谈到对荣德生的印象：“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着，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住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佣仆萧然，亦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践履亦如是，岂不可敬！”（陈文源主编：《荣德生文论存稿类选》，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作为锡城巨富，荣德生虽自奉勤俭，但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如办学、赈灾、救贫、济难、修桥、筑路，则出手阔绰，一意造福桑梓。现在成为无锡一景的宝界桥，是1934年荣德生60寿辰时捐资修造的，大桥自蠡湖直通鼋头渚，桥长有六十大洞，宽广可汽车对驶。荣德生在回答钱穆为何“私斥巨资”造此大桥时说：“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钱穆：《与荣德生的一段交往》，陈文源主编：《荣德生文论存稿类选》，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对自己厉行简朴到了苛刻的程度，对社会公益之事却一掷千金，不求回报，荣德生这种可敬的作风和行事，上践履父辈遗训，下开荣氏新家风，荣毅仁的成长和发展，和其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荣德生捐资修建的“宝界桥”
（图片来源于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荣德生子女众多，他对子女也非常慈爱，但从不溺爱。对子女既寄予厚望，又要求异常严格。在子女中如有挥霍现象，他一经发现即严词呵斥，绝不稍降辞色。据荣毅仁回忆，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每逢寒假，荣德生就要他到茂新面粉二厂去体验生活，学习经营管理知识，培养事业心。为了督促荣毅仁，荣德生还经常亲自打电话到厂里，查询儿子是否在厂，有时还顺便到厂里查看。荣毅仁说：“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接触工人师傅，学习管理经验，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起了有益的作用。”（荣毅仁：《在无锡市纪念荣德生诞辰一百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陈文源主编：《荣德生文论存稿类选》，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正是由于在父亲身边，长期受到父亲严格的管教，亲眼看到父亲处处自奉严厉，荣毅仁自工作以后，传承了父亲荣德生倡导并厉行的家风。他虽然为荣家少爷、工厂老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家纺织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乃至国家副主席，但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着节俭自奉的本色。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经年，为国家掌管和经手钱款不知凡几，却不置个人私产。据长期在荣毅仁身边工作的姚进荣先生介绍，他在荣毅仁先生那里，受到教育良多，荣毅仁先生身为大人物，“平时生活简朴，不铺张浪费。除了对外接待的客厅和餐厅，他家里的陈设，自己吃饭的桌椅、卧室和书房的面积、布局和家具，与普通老百姓家里几乎没啥差别，甚至还要陈旧、还要低档一些。在家里，他青衣布鞋，一袭中式对襟夹衫，不知已穿了多少年。他一直坚持人走关灯、随走随关的原则，甚至要求鉴清同志（按：指荣毅仁夫人杨鉴清）冲刷厕所的水也要尽量节约。当选国家副主席后，他坚决不同意调配条件更好的住处。”（姚进荣：《难忘荣毅仁老董事长》，大风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荣毅仁这种对身边同志关爱备至，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却近乎苛刻的作风，使姚进荣深受教育。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回忆祖父荣德生时说：“祖父崇尚‘心正意诚，求真务实’的中华传统美德，一生节俭自奉，生活简朴。对于子女，既寄予厚望，又严格要求，……正是由于祖父的言传身教，我的父亲荣毅仁在青年时代，就立志要继承祖父开创的事业。解放前夕，他和七叔荣鸿仁先生一起，陪伴祖父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多年间，他努力学习和执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自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九三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和卓越的国家领导人。这是父亲自身努力的结果，但与祖父长期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荣智健：《祖父荣德生先生的故乡情结》，陈文源主编：《荣德生文论存稿类选》，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9页）。
纵观荣德生的家训、家教和家风，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与时俱进，注入了许多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内容，是我们今天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值得永远珍视的一笔宝贵财富。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与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