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西路近武康路街角的东北侧，有一片林木森森的花园群落，深藏着两幢大别墅。其中靠右侧的那幢，清水红墙环抱，当中的两扇绿颜色的铁门常年紧闭，给人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般侯门深院的感觉，这里就是神秘的复兴西路140号。一踏进宽阔的宅院，只见占地三亩的花园林木葱茏，从大门至宅邸长约50米的甬道右侧，有一泓池水，左侧近宅子处，有一株二级保护的百年五针松煞是惹眼。寂静的院落内鸟儿啁啾，偶尔有几只小猫小狗在屋里屋外来回穿梭，平添了几分热闹。
据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记载，花园深处的这幢西宅，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175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平方米。砖混结构两层。平面长方形，一层一侧突出半六角形，红色砖贴面，二层有露台。红瓦陡坡顶，有烟囱突出屋面。浅黄色水泥拉毛墙面，红砖窗套，绿色钢窗。底楼内廊宽大，房间敞亮，上二楼的雕花木扶梯保存完好。砖砌大型烟囱、壁炉、门、窗等的设计装饰，讲究艺术品位，用材十分考究，颇具欧陆建筑设计风格。
据称，这里最早做过犹太人仓库，后由比利时人买下建造了这栋别墅。民国政府关务署署长张福运和晚清重臣李鸿章侄孙女李国秦夫妇后来买下了这栋建筑。现为已故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景昆夫人谭敏贞居住。安坐在旧藤椅上的老太太，慈眉善目，虽已九秩高龄，但身体尚硬朗，每天还坚持看《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只是略微耳背，家人需要靠近她的耳根大声说话才行。2017年4月27日，徐汇区文化局将该处房产列为徐汇区文物保护点。
雕花木扶梯（贺平摄）
花木掩映下的窗（贺平摄）
据张福运回忆录记载，他在1927年至1932年和1945年至1949年，十一年先后两次出任财政部关务署署长。这处宅地应该是他在1924年结婚后十年，首次从关务署离职以后入住的。他们夫妇另在天津常德道2号也置有占地六亩的豪宅，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天津市委第二招待所。据介绍，20世纪60年代初，这里曾经一度作为印度驻沪总领事官邸，后居住过前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一家，市委书记陈丕显也曾在此短暂住过。
打破“国中之国”的藩篱
众所周知，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签署后，中国从此失去了关税自主权。1853年，太平军占领上海，位于上海的江海关被迫关闭。一个由英、法、美三国领事组成的三人税务管理委员会开始负责征收关税，此后，海关总税务司这一机构也应运而生。但事实上，从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起，直到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海关一直为洋人所掌控，而且跟一个名字密切相关，那就是赫德。赫德是任期最长的一任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到任，直至1908年离任，前后达四十余年。其外甥梅乐和，192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梅乐和的任职是由张福运推荐的，相互之间有着默契的合作，这与他的前任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百般抵制关务署领导的做派适成对照。赫德是个明白人，他曾经说过，我们始终不要忘记，洋人控制海关的局面终会结束。我们在中国是要与当地的权力部门合作，而不是无视其存在，甚至谋求篡位。受其影响，梅乐和也认为，“我们根本无法质疑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情绪，更不用说阻止它了”。他接受了舅舅的忠告，最终取得了成功，而易纨士则不听忠告，自比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始终没有脱掉“代理”二字，最后还落得被迫辞职的下场。
多年以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及所有海关高级行政管理职务一直清一色地由外国人担任。中国海关成了一个游离于中国政府之外的“国中之国”。但中国政府的大部分收入都依赖于海关所提供的关税，因此国民政府当权后不敢轻易打破海关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关税收入。收回海关权益的重任，落在了宋子文领导下的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张福运身上。张福运是中国在哈佛留学读法律的第一人，宋子文是他的同窗。宋子文推荐了他出任这一重要职务。在有关中国海关史的书籍中，对张福运鲜有提及，然而，这位首任中国关务署署长对中国恢复海关关税自主、重建海关管理工作所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1927年1月31日，北洋政府解聘了赫德的继任者安格联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张福运要想对中国海关进行改革，首先必须选择一位合适的总税务司。这个人要能理解中国人民恢复海关主权的渴望及改革的热情；不为外国势力所左右；必须与关务署通力合作，执行其各项改革措施；还必须无条件执行政府的命令。围绕新海关总税务司任命一事，易纨士和梅乐和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张福运发现，他对“合适人选”的期待与梅乐和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张福运召集了一个海关改革五人委员会，制订了海关的“大宪章”。他还将海关税务学堂升格成为一所四年制的大学，将中国职员送到国外深造，其佼佼者最终可晋升至海关关长。第一位中国海关关长FAN TU即为这一深造计划的受益者。他还废除了总税务司对海关关余的绝对处置权，要求每一个关长都要递交年度预算报告，税入不再存进汇丰银行，而是置于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海关于是重回祖国母亲的怀抱。1927年，海关里还有大约14%的洋员，而当1948年张福运再次担任关务署署长的末期，洋员仅占总职员的2%。
中国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同意对进口商品仅征收5%的进口税，从而开了一个国家不是依照主权，而是根据条约规定来征收关税的先河。由于货物的价值随着时间的延续而上涨，对这些货物征收的关税就变得越来越低于货物实际价值的5%。身为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的张福运，首先提出海关税则、进口关税则及进口关税制度制定的问题，推进关务署成功地调整了关税税率。这一税率早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就已经提出，其后在1925年北京的关税税率专门会议上再次达成一致，但始终未获批准。1930年中叶，张福运成功地完成了与日本之外其他列强的谈判，并就不超过12.5%的新关税税率、七级关税制度等问题达成共识。最后，他提出给难缠的日本一个三年缓冲期的方案，终于在1933年重拾关税自主。原有的由非海关部门征收的二五附加税也并入了新关税，这样所有的关税就全部由海关征收。张福运的成功源于内心深处始终存有这样的信念：“帝国主义是不公道的，因此注定不能持久。”
见证重大历史事件
张福运的一生，见证了诸多影响中国命运的人与事。
1922年2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张福运在参加了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后回国，在洛阳受到了吴佩孚的热情款待。吴佩孚重开已解散的中国两院制国会，恢复黎元洪的合法总统身份，以统一中国的宏伟设想，令张福运很感兴趣。吴佩孚曾受过中国传统式教育，并考中秀才。在张福运眼里，他是一个廉洁、开明的将军。他来自山东省蓬莱，与张福运的家乡福山（即烟台）同属一个地区。“直系”的领袖是曹锟，但主管战事的将军和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吴佩孚。张福运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北伐后期的一天晚上，宋子文对他说，有一股巨大的压力要求他表态究竟是和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张福运看来，后者正占据着上风。于是他告诉宋子文，如果宋子文选择支持共产党，他将在明天就离职。同样，张福运也不曾加入国民党或者其他党派。
孙中山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张福运很想有机会瞻仰他的风采。于是，他请求宋子文转告拜访孙中山的愿望，终于在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的府第见到了孙中山。孙劝他不应该做一个官僚，而应该参加革命。这并未打动他，因为张福运认为，无论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如何好，他既没有组织大选以得到广泛支持，也没有军队作后盾。但他又觉得，如果孙中山的政治领导地位能够与吴佩孚的军事力量联为一体，那么中国最终可能在一个立宪政府之下实现统一。宋子文把他的这一想法转告了孙中山，并安排了两人的见面时间。令他诧异的是，后来他们的会面取消了。当时苏联在国际上相当孤立，因此把目光投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中国来寻求支持。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试图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如果北方受挫，就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不久，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的共同宣言发表。尽管它宣称“社会主义”并不适合中国，但随后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和政治援助，而孙中山接受了这些援助，并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共党员亦可同时成为国民党党员。可见，当孙中山打算约见张福运时，他至少还准备探求与吴佩孚合作的可能性。而当他取消会面时，协议业已达成。这件事只能由历史学家去考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1943年，张福运辗转到了华盛顿，给处理对华租借物资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主席宋子文帮忙。孔祥熙给宋子文发电报请求留下他担任关务署署长，但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宋子文让张福运以特别助理的头衔作为他的副手参与具体工作。著名学者胡适当时是华盛顿大使，后由魏道明（1970年任台湾外交部长）接任了。张福运问宋子文为何让魏接替胡，这个变动在他看来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胡适是知名人士，并且作为中国的代言人不可或缺。宋子文以胡适总是不在华盛顿且联系不上来搪塞。同年稍后，宋子文返回重庆议事。张福运被授权接替他处理事情并签署意见。后听说宋子文与蒋介石因史迪威将军而发生争执，就不再担任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主席了。张福运代宋子文将公司事务移交给了继任者魏道明。因无事可做，张福运便于1944年秋进入哈佛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学习，师从汉森教授学习凯恩斯经济学，后被哈佛学院任命为驻校顾问。
1945年宋子文又出任行政院长，并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张福运成为代表团的一员，并在法律和经济委员会中任中国代表。会议结束前，宋子文接到蒋介石命令，要前往莫斯科，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与斯大林谈判。6月6日，他让张福运同行。在华盛顿时，宋子文曾给他看过两页标有“绝密”字样的打印文件。内含雅尔塔协定，有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外蒙古的现状以及中东铁路为中俄联合所有等内容。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从未承认其独立。至于中东铁路，苏联已将其卖给了日本。张福运见后愤愤不平，但迫于个人权限也只能徒叹奈何。
6月下旬，宋子文与张福运抵达莫斯科。最困难的问题是斯大林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对斯大林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一事施加压力。没想到，美国政府只对中国执行雅尔塔协定感兴趣，此外的任何事情均认为是中国自己的事务，不便表态。这表明了杜鲁门的乖戾和不负责任，归根结底，雅尔塔协定是罗斯福背着中国同意的。宋子文以一种保存脸面的方式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即如果在中国代表的监督下实行的全民公决决定支持外蒙古独立，中国政府就予以承认。在这件事情上，蒋介石卑躬屈膝地任人摆布。在张福运看来，只要他再多等上几日，日本就会投降，苏联也就没有必要卷入战争了，因为当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时，他们正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
儒士的操守与失节
李国秦性格豪爽，快人快语，办事麻利，说一不二，遇事很有主见，除了婚姻必须由父亲做主外，其他一切事情均自己说了算。她很好学，求上进，对父亲不让她读完中学深以为憾。于是，她在家经常读书，勤于补课，还跟人学写字、学画国画，每周有好几次请老师来家授课。她的一手毛笔字很漂亮，求字者络绎不绝。当年张福运因海关工作需要，常携夫人出席各种聚会，李国秦总是打扮入时，用英语跟那些洋太太周旋，与丈夫的风度相得益彰。很多人都喜欢往张家跑，这样一来复兴西路140号那三亩多地，显得不够宽敞了。
在往来朋友中，有一家人住在离张家不远的范园，主人叶铭斋是日本正金银行的第一任买办，家中钱财无数。据说，叶铭斋的儿子叶承铭喜欢收藏古董，他家佣人压咸菜缸时，一时找不到干净的石头，顺手拿了门边一块石头。后来才发现，这石头竟是一块清朝皇帝的印玺。叶承铭的大太太生了两个儿子，继室是上海滩一号汽车的主人、房地产大王周湘云的侄女周云玲。叶承铭的女儿长得聪明伶俐，喜欢画画，很能讨得李国秦的欢心。从复兴西路武康路口西行，在华山路丁字路口左拐，过曹家堰路、兴国路、江苏路就是范园，走动十分方便。小姑娘有时在张家玩得晚了，李国秦就留她住在家里，收为义女。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福运虽说是美国留学生，性情耿直，但总是自比“儒生”，素来崇尚儒家风范，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还很重，总觉得自己没有孩子，在人前脸上无光。日子久了，竟和妻子的干女儿怀上了孩子，张福运将她安排到老家山东福山去生养。李国秦知道后非但不承认既定事实，反而直截了当地宣布离婚！张福运并不想离婚，他不过是想孩子想得发疯而已。他对李国秦说：“我离了婚生活没问题，而你怎么办？你今后靠什么生活？”而李国秦说：“我离开了你，照样能活下去。”最终他们还是协议离婚了。天津的房子归张福运，上海的房子归李国秦。可是事后张福运还是放心不下她，把天津的房子也划在了李国秦的名下，时间在1947年。
张福运和李国秦在上海的房子复兴西路140号
1949年1月李宗仁上台当总统后，宋子文辞职，张福运也随之辞职了。后来宋子文要他一起去美国，他不去，那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争取他。海关里有很多地下工作者，联系张福运的是原先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所的中共地下党员骥朝鼎。骥朝鼎把他介绍到北京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工作，他工作一段时间后无法适应，最后还是去美国了。
叶承铭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张福运。张福运活到九十五岁，无疾而终，据说是坐在一个沙发椅子上，永久地睡过去了。张福运的那个孩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之香，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获哈佛硕士学位，1981年被里根任命为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1989年被布什任命为驻尼泊尔大使，为美国首位华裔大使。1998年以张福运的名义创立美中教育基金会，任主席。被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特邀研究员。
张福运喜欢用正气为先的“文人”一词来描绘其一生。他从不迷信权力，更没想过当大官。在他看来，学识比什么都重要。他向往知识，喜欢读书，笃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性格决定命运，而他的性格就是要做义事，他在中国海关变革和赢得关税自主方面居功至伟。
从名门闺秀到金刚上师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有十个女儿，还有十个孙女。十个孙女大多生活在上海，每个人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经历。所以，有人说：“李家孙女十姐妹，个个都是一本书。”十姐妹中有一位出名的百岁老人，她就是李瀚章的第七个儿子的大女儿李国秦。
李国秦的父亲李经沣，是晚清时的国学生，曾在陕西当县太爷，所以给两个女儿取的名字都与陕西有关，大的叫国秦，小的叫国邠。民国时办过税务，还当过扬子盐栈的栈长。他前后有过两位夫人，李国秦、李国邠的生母是杭州城里有名的美人、富商吴家的小姐吴静宜。
李瀚章曾任浙江巡抚，李经沣一家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到了上海。那时在上海的李家人主要集中在虹口和跑马厅附近。李经沣虽说身处十里洋场，但封建观念还很重。女儿中学还未毕业就被要求待在家里，等着好人家上门来说亲。嫁女儿，李经沣是要看双方的“八字”的，“八字”不合绝对不行。一个合适的人选出现了，他就是李家安徽同乡、家境原先贫寒的桐城人马兆昌。马兆昌的父亲是个精明能干的工匠，在桐城一带很有名望。马兆昌承继了父亲的数学细胞，聪明过人，在银行里工作，而且一手蝇头小楷很是了得。但推算下来跟李国秦的“八字”相克！于是大女儿不行就嫁二女儿，结果李国邠就先姐姐成婚了。大女婿很快又有了最佳人选，他就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后来当了宋子文的助手、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的张福运。
张福运在哈佛大学读法律，与宋子文是同窗，回国后，经担任交通部长的朋友高恩洪推荐，当过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孙多钰也是美国留学生，任沪宁、沪杭线路管理局总办。他认为张福运是个人才，于是向李家老太爷推荐。李家对其印象不错，竟一次性通过。1924年，三十五岁的张福运娶了二十二岁的李国秦为妻，两人相差十三岁。但遗憾的是，这段令人羡慕的婚姻最终却不欢而散。
李国秦与张福运离婚后，大约在1950年到了香港，先是租住在弥敦道亲戚李慧龙的房子里，每周一次到沙田的一座山上去听佛家讲经，后来还带一些经卷回家抄写。她师从著名的密宗大师屈映光先生学习、研究佛经，并且改名李逸尘。屈映光先生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光复会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民政长和巡安使，北洋政府时期先后被任命为国务院顾问、山东省省长和内务总长。他于1926年退出政坛，遁入佛门。抗战胜利之后到了香港，仍旧埋头佛学，聚徒讲经，东南亚、澳洲一带的佛门弟子，均慕名前来听讲。屈映光见李国秦读经专心刻苦，已经抛弃人间一切杂念，就给她取了法名“意空”，收其为大弟子。屈映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李国秦还接他到自己家中来，亲自照顾起居。后来据说蒋介石派人把他请到台湾，李国秦也随之到了桃园县的斋明寺，帮助大师重新修订了一套《中华大藏经》，编入的佛经竟有两千种。
1973年，屈映光先生以九十一岁高龄圆寂之后，李国秦就成了众佛徒拥戴的金刚上师。她在一篇序言中谈到自己学法的经历：“余初承刘庚辰上师学法，刘上师乃贡嘎佛爷及若那佛爷之入室弟子，以是因缘，不二日若那祖师现余梦中，传余妙法，醒后莲花生大士圣颜常现余前，历历分明，于今为然，始识宿缘之不可思议。后以大陆动乱，寄居香江，依止屈映光上师，习脉气、明点、无上口诀等。又以因缘成熟故，于民国四十一年顷，随上师驻台弘法，如是随侍上师左右者凡二十余载，承师不弃，托付法脉。岁月悠悠，忽焉又历三十载矣，虽承师言，于浊世中弘法利生，不敢稍有怠忽。然余根器鲁钝，心余力绌，实深感有负托付。……”
2003年的一天，101岁的意空法师突然不见了。原来她是去还一个心愿，由两个小徒弟抬着，瞒过了台湾当局和周围所有人的注意，从台北到香港，又从香港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往山西太原，从太原再乘汽车，直奔五台山，终于如愿以偿。在五台山，她受到了佛门弟子的隆重欢迎，还为修庙捐献了二十万元钱。回到台湾后，尽管因长途劳累病了三个月，她的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李国秦号称徒弟三千，有的是台湾大学教授，有的是部队中的高官，也有很多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
2010年，李国秦在台湾斋明寺圆寂，享年一百〇六岁。
带兵也讲公平的司令员
据王小卫介绍，父亲是1981年底携全家迁入复兴西路140号的。他1919年10月生于山东平度县蟠桃乡北窝洛子村。一生为人耿直，认为带兵打胜仗的关键是公平，不能偏一个，向一个。带兵公平公正，人家才服你。王小卫记得父亲说过，渡江战役时大家都想分好船，吵吵嚷嚷，他不讲关系，一概好坏搭配，使大家心服口服。本以为和平时期才讲公平，头一回听说带兵打仗也讲公平。
王小卫说，爸爸作战勇敢，部队上下都服他。王景昆文化不高，在老家只念过几年小学，1940年在抗大胶东支校接受过短期培训，1954年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战役战术。他在长达七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参加过大小一百多次战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打上海战役和抗美援朝等。他干过锄奸科，打仗主要靠勇敢，从未败过。王小卫记得父亲说过一件趣事，他率领“济南第一团”73团攻打济南时，不放心别人，亲自扛着小钢炮攻城。战士们上来抢，说您是指挥员不该扛炮，他坚决不允，情急之下还咬了人家。他打仗时的勇敢劲儿，由此可见一斑。
1945年9月7日夜，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指挥下，我军向平度县城发起攻击，敌人在西门处构筑的第一道防御工事，很快被摧毁了。在激烈拼杀的巷战中，突然一颗子弹穿透了王景昆的左臂，打断了他左臂的动脉血管和大臂神经，鲜血直流，连扶着他的通讯员小侯也像血人儿一般。他带着重伤，按住伤口，忍痛指挥部队反击。在这次战斗中，伪12师司令部覆没，师长张松山被生擒，伪县政府被攻克，两名伪团长被击毙，全歼守敌近7000人，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被胶东军区誉为“创造了胶东大反攻以来的模范战例”。战斗中，首先突破西门攻进城的13团1营3连，被胶东军区命名为“平度第一连”。王景昆为解放平度城流淌过自己的鲜血。
在淮海战役中，他带领74团由西南助攻，突破碾庄圩后直捣黄百韬兵团部，创造了佯攻成功的范例。他跟着聂凤智军长先行南下，指挥3连5班从安徽无为渡江登上南岸繁昌，该班成为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一船”。他率指挥所进驻上海国际饭店登高瞰视，各营控制苏州河以南、外滩以西市区。迟浩田在王团长手下当连指导员，他率领一个排冲进老垃圾桥一座大楼，闯进敌师部抓获上校副师长，逼迫敌师部及三个营官兵千余人放下武器，使战局得以快速推进，完成了“瓷器店里抓老鼠”的特殊战斗任务。他任志愿军81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时参与作战，苦战六个昼夜，歼灭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能征善战的“北极熊团”5800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王景昆廉洁奉公，当时部队工资很低，但他总是说我很知足，我的钱够花了，从无怨言。老战友要来看他，他往往说不要来，怕给别人添麻烦。他不喜欢拍马屁的人，有个安徽籍公务员拉关系，搭便车送2只鸭子到他家，王司令第一次折价买下了，并义正词严地告诫下次不许送东西，再送东西就直接退回去。妻子谭敏贞1946年参加革命，在部队担任护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药品检验所工作过，担任办公室副主任。1998年王景昆中风，当场昏了过去，谭敏贞迅速把他嘴掰开透气，救了过来，才挽回了丈夫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王景昆长期在沪宁线一带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上海和浙江舟山等地工作，历任舟嵊要塞区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部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8年2月15日，王景昆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岁。迟浩田上将专门写来了挽词：“悼王景昆将军： 德高望重战功卓著的老团长，王景昆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现有王景昆回忆录《大泽山赤子》行世。
（作者系作家、金融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