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路40弄4号，是一幢英国乡村别墅式的住宅。这幢别墅的建筑体量不是很大，建造标准在武康路上也不算最高，也就是砖木结构的假三层普通西式民居。经过最近一次的修缮，屋顶、窗台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格，倒是用几层红砖厚砌起来的券门还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味道。由于地面不断抬高，台阶已经埋没，进门无须拾阶而上，平步就可入内。武康路上花园别墅、公寓洋房的状况虽然比其他社区的老房子好一点，老化的程度实在也是非常严重，凋敝的样子随处可见。那一天是徐汇区文化局为武康路申办“全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论证会，我们前往踏勘名人故居，当知道这一幢就是颜福庆（1882—1970）在1950年前的住宅，大家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颜福庆旧居在武康路上初看不是亮点，但是按旧主人一生造福于上海人来说，这幢普通民宅的价值和意义，超过了他的邻居黄兴、唐绍仪、陈果夫、陈立夫。

颜福庆旧居东南立面

　　颜福庆是我们这座城市不能忘记的恩人，“颜氏三杰”（惠庆、福庆、德庆）都对中国新式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颜惠庆（1877—1950）是外交家、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总理；颜德庆（1878—1940）是著名工程师，中国铁路事业先驱；颜福庆则是一生从事医学事业，他给上海留下的是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和上海医学院。忽然想到，颜福庆可与马相伯相提并论，后者给上海留下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马相伯是百年树人，颜福庆是治病救人，做的都是积善积德的事业。这样一些有教会背景的新派大家族，对上海和中国的意义不可估量，没有他们，现在的上海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据《颜惠庆自传》，颜氏祖籍厦门，祖父清源在开埠前就孤身一人逃难来上海，娶了崇明沈氏，已是落籍于上海十六铺的本地人。颜永京、颜如松就读于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举办的学校，永京一家住在虹口，如松一家住在江湾，都是做牧师。如松早逝以后，永京成了家庭支柱，颜氏兄弟的成就，都受了他的悉心培养。颜永京（1838—1898）在1854年出国留学，1862年回上海，任上海英领署翻译。后于1878年协助美国圣公会筹建圣约翰书院（1906年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任学监；1881年继任校长。他又把儿子、侄子再送去美国留学，全都回国服务，成就了后来上海滩上十分有名的颜氏家族。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颜氏昆仲（左起颜明庆、颜惠庆、颜德庆、颜福庆表弟曹云祥、颜福庆、颜连庆）

　　颜福庆，出生在江湾镇，6岁丧父后由伯父颜永京抚养。1899年，颜福庆进入颜永京当监院的圣约翰书院学医学；毕业后，又进入舅舅吴虹玉创办的同仁医院当医师。1906年，颜福庆考取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插班到二年级，并于1909年以优秀生毕业，是第一个受完美国专业医学训练的亚洲医师。1910年，直接进入耶鲁大学在湖南创办的湘雅医学院，担任院长；1927年，因才华出众、成绩出色，又被具有国际水准的北平协和医院聘为院长。然而，颜福庆最想做的事情，是在上海办一家第一流的华人医院和医学院，与天主教的广慈医院、新教的仁济医院一比高下。

颜福庆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照

　　虽然有“南湘雅，北协和”的说法，20世纪现代医学的发源地和聚集中心其实是在上海。教会的仁济、广慈、公济医院是中国近代医院的起源；1907年，华人红十字总会及总医院建在上海；1914年，颜福庆创办了中华医学会，自任会长，也在上海；上海缺的是华人自己的医学院和医院。颜福庆认为上海和江浙地区丰富的人才、资金和文化资源，一定能够再建一座国际一流医院。1928年，他回到上海专心从事医学建设。这一时期，颜福庆住在上海北郊的吴淞镇，离他的出生地江湾镇不远，因为他一手创办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在那里。

中山医院发起人签名单

　　颜福庆在上海市区有固定的住宅，从长沙、北京和吴淞回来，都是住在自己家里。按照文物普查资料，颜福庆在1943—1950年在现武康路40弄4号居住。也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之外，颜福庆还有别的房子居住。然而，从《颜惠庆日记》记载的情况看，颜福庆在法租界的住处至少在1937—1950年没有改换过。也就是说，颜福庆住在福开森路的年份要长得多。颜福庆的堂哥惠庆，一直是住在“越界筑路”的愚园路上。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沪西地区各方势力的暗杀、绑架案件非常多，颜福庆只得躲进法租界。颜惠庆想和颜福庆住得靠近，看中了“福开森路的房子，愿出95000元。房子和4亩地皮是元芳公司的产业，他们要价4100英镑”，太高了，只能作罢。1939年5月18日，颜惠庆搬进了法租界。5月23日，日本军警果然搜查了他在愚园路的住宅。颜惠庆租了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55号，距离堂弟福庆的福开森路24号（即今武康路40弄）住宅仅一公里，于是两兄弟相濡以沫，你来我往，上海和全国的各界名流都在这两幢别墅里会面、聚餐、开派对，成为抗战期间法租界里的两个热点。

　　战争期间，法租界的生活还是相当稳定的，基本生活一切正常。今天看来很令人吃惊的是，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几乎天天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散步，与他人无异。1944年10月22日《颜惠庆日记》记载：颜惠庆和妹妹在国际礼拜堂做了晚礼拜后，和颜福庆一起步行回去福开森路住宅。“去教堂做礼拜，同福庆、妹妹去福开森路。”那时候，颜德庆刚刚得了重病，兄妹们在教堂里为他的健康做了祈祷，然后回家商议治疗方案。一旦住过了法租界，很少有人愿意离开，1948年6月22日《颜惠庆日记》记载：颜福庆曾邀请堂哥和他一起到法租界外的中山医院去建造住宅，颜惠庆却不愿意离开。“福庆来访，我拒绝了他关于在枫林桥地产上造房的建议。”颜惠庆喜欢法租界整洁优美的街区，最喜欢在霞飞路上散步，他的余生直到去世再也没有离开这里。

　　1948年7月13日，颜惠庆日记中还透露出一条不同寻常的信息：颜福庆在枫林桥中山医院的住宅建好之后，告诉哥哥，他“想把房子出售给（曹）润田”。曹润田就是“五四运动”中被围攻的外交总长曹汝霖（1877—1966），颜氏兄弟在他担任总经理的中国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有过投资，和他熟识。7月19日，颜惠庆还专程出了法租界，去“参观靠近中山医院的福庆新居”。颜福庆为了中山医院，离开环境舒适的福开森路，去“乡下”枫林桥居住，就是为了他的那份事业心。他卖掉的房子，就是福开森路住了几十年的这幢英国乡村式别墅。我们不知道曹汝霖是否是最后的买家，或者又转手给了哪一家，曹在1949年去了台湾。

　　颜福庆住在福开森路，便利之处就是离他筹建的中山医院更加近了。过去，法租界与华界枫林桥之间没有公共交通，他常常就是从福开森路走过去。颜福庆为中山医院筹集了几百万元的巨款，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联合董事基金会、沙逊、嘉道理、王一亭、宋子文、孔祥熙、刘鸿生、宋汉章、陆伯鸿、王晓籁等都曾捐款助建。全上海都知道他为了医院，“有钱必钻”。但是，他自己花钱却是省到极点。据复旦大学高晞教授采访过的颜福庆的孙子颜志渊回忆说：从福开森路家中去市区，霞飞路上的有轨电车车厢“分几等，他是坐在最后一等。手拿个算盘，还拿个包，还有个账本，没有穿华丽的衣服，他要省每个铜板。所以得了个雅号，叫‘犹太人’”。从1950年到1970年，颜福庆住在中山医院附近的新住宅里。1970年11月29日，颜福庆在枫林桥住宅里凄冷地去世，其地距离武康路40弄4号的老宅，也就是三四里路远吧。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