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青社、东方画会、天马会、艺术学会
作为艺术学府的上海美专，教授们自然注重学术研究。于是，结合教学，以推动学术发展，成立学术团体势在必行。上海美专先后成立四个学术团体：振青社、东方画会、天马会、艺术学会。它们都是中国早期侧重研究西洋美术如何在中国发展的学术团体。
振青社，1914年成立于上海美专，由丁悚、张聿光等发起。丁悚任社长（时任上海美专教务长），成员有徐詠青、刘海粟、沈泊尘、陈抱一、杨惺惺、汪亚尘等。这是上海美专教学人员初次尝试组成的学术团体，主要是教学之余，彼此感情层面的沟通，不定期举行教师之间的作品观摩，切磋艺术创作。曾出版《振青社书画集》。
东方画会，1915年春，由乌始光、汪亚尘、陈抱一、沈泊尘、俞寄凡等发起成立。会址设于上海旧城西门宁康里。该会成员以上海美专教授为主，也吸纳校外美术家入会。曾组织会员赴普陀山旅行写生，以及讨论如何发展中国西洋画等活动。
天马会，1919年8月起筹备，以上海美专西画教授为主，由江新（小鹣）、丁悚、汪亚尘、刘雅农、张辰伯、杨清磬、陈晓江发起，同年9月23日在校内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成立之日，即举行天马会第一次作品展览，共展出会员和非会员作品200余幅。展览结束后，将参展的非会员中成绩较为突出者吸收为会员，于是又有王济远、吴杏芬、唐吉生等画家入会。
天马会会徽用石膏浮雕制成，图案的含义是：方形内围着一个圆环，以符合古人“天圆地方”之说。圆环又是终始无极，象征永恒，有自强不息、求进步、求创新之意。环中一匹飞马，其下方为“天马会”三字。飞行之马象征我国的新艺术从此起飞，且天马行空，以示艺术创作不能有所顾忌，不能有所约束。
天马会会徽
天马会成立时发表五项主张：（一）发挥人类之特性，涵养人类之美感。（二）随着时代的进化，研究艺术。（三）拿“美的态度”创作艺术，开展艺术之社会，实现美的人生。（四）反对传统的艺术、模仿的艺术。（五）反对以游戏态度来观赏艺术。从天马会的主张来看，未免偏激。“反对传统的艺术”就是一种偏激，因为传统艺术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不能一概而论地反对。“反对以游戏态度来观赏艺术”亦属偏激，因为艺术作品的功能中，审美性、趣味性、娱乐性是必须的，不然将缺少艺术感染力。但从天马会总体的主张来看，还是积极的，特别是强调“涵养人类之美感”“随着时代的进化研究艺术”“拿美的态度创作艺术”“实现美的人生”。
天马会在实践中力求融中西艺术之长，来创造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艺术。所以设立艺术审查委员八人：西洋画为刘海粟、江小鹣、丁悚，中国画为吴昌硕、王一亭、费龙丁、李平书、华子唯。凡入选天马会展览的作品，都以是否融中西绘画之长、是否具创新意味来审视。天马会每年举行一次集会员和非会员作品的展览，先后共举行九次，每次均展出作品200幅左右，是当时甚有影响的一个新美术团体。至1928年停止活动。
有趣的是，天马会的活动，还影响到当年在欧洲留学专攻西洋画的学子。
1921年8月9日，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等美术院校留学的一批中国学生，相约在巴黎一家咖啡馆聚会，自然谈及相关美术问题。有人说，上海既然有西洋画团体“天马会”，我们何不来个“天狗会”相呼应，来开展相关活动？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于是当场决定成立“天狗会”。并且有人幽默地说，“天狗会”的宗旨是当好维护和发展中国新美术的看家狗，决不当别人的走狗。“天狗会”的成员有徐悲鸿、常玉、孙佩苍、朱一洲、张道藩、谢寿康、邵洵美、郭有守等。还立下规矩：成员之间彼此以兄弟相称，推选谢寿康当老大，徐悲鸿为老二，张道藩是老三，邵洵美为老四，孙佩苍是军师，郭有守是行走，朱一洲为驻德公使，徐悲鸿夫人蒋碧微被尊为“压寨夫人”，真有点儿《水浒传》的味道。“天狗会”成立后，时有聚会，议题自然是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学成归国后如何建设中国新美术等问题。此亦为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艺术学会，1923年春成立于上海美专，由时任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发起组成。同年4月14日，艺术学会创刊《艺术》旬刊，刘海粟任主编，并在创刊号撰《创刊宣言》，称：
我们确信“艺术”是开掘新社会的铁铲、导引新生活的明灯，所以我们走上艺术之路，创造艺术的人生，组织这个团体——艺术学会。
沿这条无限的路，随时将所发现的东西，随时用我们的言语文字宣传它。为什么呢？不是为使大家来开辟艺术的生路，对时代有所觉醒，对痛苦有所解除么？
我们不能断定前面没有人，我们也不能断定后面没有人，也许有人不愿意过纯正的艺术人生——不过至少总要受些影响。
征途中有时会产生险恶可怕的现象，还是回来因循着吧！不行的，哪一个成功不是从危困中得来的？不冲破眼前的障碍，怎能达到永久的康宁？我们都是浸透热血精神的青年赤子，只知道干。
干！干！干！……
从《创刊宣言》中可以看出，刘海粟参与创办上海美专后，经历了“人体素描课风波”的斗争洗礼，已深感走纯正艺术道路之不易，所以发起创办艺术学会，决心带领美专师生勇往直前地走“艺术是开掘新社会的铁铲、导引新生活的明灯”这条“艺术之路”。
《艺术》旬刊作为艺术学会的会刊，初由上海时报馆印行，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泰东书局印行，到1925年出版至第131期后停刊。该刊发表美术作品和美术论文并重，并报道美术展览和兄弟美术社团的活动情况。经常为该刊著文的有汪亚尘、俞寄凡、丁悚、潘伯英、刘海粟、郭沫若等。其中刘海粟在该刊著文最多，如《艺术与人格》《上海美专十三周年感言》《昌国画》《民众的艺术化》等。该刊所载论文，基本上都以严肃纯正的态度论述艺术教学、艺术创作、艺术家人格、艺术与民众等问题，是一份有学术信誉的刊物。艺术学会的主要工作就是编好这份刊物，同时不定期举行一些学术座谈。
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
1931年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激起了上海美专师生抗议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怒潮。西画系学生沈逸千和同学们一起在布匹上绘制巨幅抗日救国宣传画张挂于街头。白天上完课，晚上他就自编自绘许多抗日救国宣传画，分寄海内外，远至美国、加拿大和南洋的华侨组织。
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发生，上海人民更加义愤，形成更为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接着“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沈逸千投入该联合会绘制出版《抗日画报》的工作中，并且以该联合会名义，在布匹上绘制抗日宣传画，张挂到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宪兵、特务和浪人经常出没的虹口北四川路一带。日方惊恐，曾派人捣毁悬挂的抗日宣传画。
1932年夏，沈逸千在上海美专毕业，便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冬，上海爱国人士在“新世界”商场筹备“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义卖大会”，沈逸千联合美专同学，连续八昼夜绘制抗日宣传画，参加游艺大会的布置展出。同时，沈逸千发起成立“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邀请同学莫朴、黄肇昌、俞创硕、顾廷鹏、陈仁林等参加，作了行前准备之后，于1933年春出发，学校还举行了欢送会。据1933年3月1日《申报》报道，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在沈逸千率领下，一路举办国难抗日宣传画展抵达武昌。又据同年9月17日《申报》记载：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历时七个月，途经苏、皖、赣、鄂、豫、湘、冀、察、晋、绥、鲁十一省，行程达二万里，一路举办国难抗日画展，同时画了大量反映爱国军民抗日活动的速写画，今日返沪。
据当年美术界人士认为，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的壮举，在当时美术界开启了抗日活动的范例。
蔡元培的全力支持
近现代的上海，作为中国新美术的发祥地，兴办新型美术院校是一个标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于右任为校长）美术系是公立外，其余先后出现的二十多个新型美术院校都是私立的。要办好私立美术院校实是不易，因为若没有充裕的资金为基础，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所以，不少私立美术院校创办后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几年就停办了。像私立上海艺术大学（1919—1928）、立达学园（1925—1933）坚持办学十年左右已是难得了，而私立上海美专能持续办学长达四十年之久，实是奇迹。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什么？这与蔡元培先生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蔡元培作为辛亥革命元老之一的思想家、教育家、美学家，1902年发起创办中国教育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相继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要职，具有很高的信誉和巨大影响力。他得悉上海美专认真进行新美术教育，甚感欣慰，乐意接受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恳切邀请出任校董会主席，由此全力支持上海美专办学，使上海美专得以蒸蒸日上持续发展。
蔡元培全力支持上海美专并出任校董会主席
首先，前面已提及，蔡元培关怀上海美专创刊中国第一本美术专业杂志《美术》，为《美术》第二期题写刊名。
第二，以蔡元培的崇高威望、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出任上海美专校董会主席后，邀请到社会各界名流和政要，如孙科、孔祥熙、吴铁城、梁启超、黄炎培、戴传贤、叶恭绰、胡适、钱永铭、杨杏佛、陈公博、沈恩孚、蒋梦麟、经亨颐、梁寒操、陈树人、褚民谊、袁履登、王一亭、顾树森、王晓簌、曾仲鸣、易培基、潘公展、史量才、江问渔、徐新六等组成校董会。刘海粟当然也是校董之一。
推选常务校董为：蔡元培（兼）、叶恭绰、孙科、顾树森、吴铁城。
组成经济校董为：钱永铭、李石曾、叶恭绰、孔祥熙、袁履登、林康侯、刘海粟。
上海美专校董会经济校董孔祥熙、李石曾、钱永铭（由左至右）
上述校董中，孙科为孙中山之子，时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铁道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吴铁城时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梁启超是启蒙思想家；黄炎培是辛亥革命元老之一，曾任同盟会上海总干事，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7年在沪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任理事长等职；叶恭绰时任国民政府国学馆馆长、中山文化教育部总干事等职；钱永铭是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兼金城银行董事长；胡适是大学者；杨杏佛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驻沪办事处主任；王一亭不仅是上海书画名家，也是巨商；潘公展时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等职；史量才曾任《时报》主笔，时任《申报》总经理，参与创办上海中南银行。有如此多的社会名流和政要组成校董会，在《申报》等报刊均发表新闻，不仅大大提高了上海美专的公信力，而且有助于上海美专筹集办学资金。查阅上海档案馆所藏上海美专档案，得知该校70%以上经费来自学生所交学费，而30％经费则另外募集。
上海美专的《校董会章程》规定：“第三条，创办人及捐助本校基金在三万元以上者为责任校董。第四条，本校校长为当然校董。第五条，校董由校董会推选之以从事教育，或艺术有经验声望，对于本校热心赞助者为主，其捐助本校巨款者，亦得由本校校董会随时推选为校董。”上海美专校董会之所以专门组成“经济校董”，其任务就是负责募集办学资金，这样就在经费上保障了上海美专的持续发展和办学质量。
第三，蔡元培为使上海美专有系统地提高教学水平，在1928年提出建议，由国民政府大学院资助部分旅费，要刘海粟赴欧洲深入考察美术教育和研究西洋美术。1929年春刘海粟启程赴欧，3月抵巴黎。连日参观博物馆、教堂、宫殿、画廊、春季沙龙，以及莫奈画展、库尔贝画展、马蒂斯画展，凭吊凡•高墓，参观米勒故居，拜访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等。往卢浮宫临摹伦勃朗的《裴西芭的出浴》、德拉克洛瓦的《但丁与维齐尔》、提香的《耶稣下葬》、米勒的《拾穗》、塞尚的《蓝色的花瓶》、柯罗的《珍珠少女》等。1930年又参观巴黎冬季沙龙、浪漫主义百年纪念展览，游凡尔赛宫等，创作《森林》《夜月》《玫瑰村之初春》等油画。6月考察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城，研究文艺复兴期之美术杰作，参观意大利国家博物馆、西班牙名画展、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教皇宫、露天古剧场、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等。同年秋，考察比利时的勃而舍勒、鲁文、盎凡斯等地，研究佛兰德斯美术。又创作《巴黎圣母院夕照》《鲁文教堂》《向日葵》《窗》《自画像》《巴黎圣心院》《佛罗伦萨》《卢森堡公园》等油画。1931年3月考察德国，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之邀，演讲《中国绘画上之六法论》。之后，又途经比利时、意大利返法国巴黎，应邀将《巴黎圣母院夕照》等四幅画在巴黎蒂勒里沙龙展出，6月又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行个人画展，展出在欧洲创作的油画四十幅。其中《卢森堡之雪》由法国政府收藏于亦特巴姆美术馆。《卢浮宫之雪》《巴黎圣母院夕照》为法国私人收藏家收藏。同年秋返国后，撰写一系列考察欧洲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的文章，并将获得的一些有益经验融进了上海美专的教学实践中。
刘海粟访问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与院长贝纳尔合影
刘海粟于1929至1931年间在欧洲的考察札记，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刘海粟先生委托其秘书袁志煌题赠黄可，书名《欧游随笔》为刘海粟手迹
第四，蔡元培对上海美专的支持可谓无微不至。笔者的一位热衷搜集上海文史资料的朋友陈金生先生，最近于上海文庙旧书摊上搜求音乐资料时，在一本旧版《音乐研究》中，发现蔡元培先生于1930年为上海美专作词的上海美专校歌：
我们感受了寒温热三带变换的自然，
我们承继了四千年建设文化的祖先，
曾经透彻了印度哲学的中边，
而今又感受了欧洲学艺的源泉。
我们要同日月常新，
我们要似海纳百川。
我们现在彻底的受了母校的陶甄，
将来要在全世界上发扬我们国光而绵绵。
啊！我爱我的中华万年！
啊！我爱我的母校万年！
这首上海美专校歌，由宋寿昌、糜鹿萍谱曲，标明音律节奏为“快活而庄严”。可以想见，当年上海美专的同学们唱着“快活而庄严”的校歌，活跃着学校快乐的气氛，促进着学业不断进步，欢迎着一批又一批新生入校，又欢送着一批又一批毕业生走出校门，踏上社会，建设祖国，走向全世界。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