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罗竹风与曹漫之、祝百英可谓同事兼邻居。罗和曹当年都是舒新城执掌《辞海》时的第一届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分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和上海社联秘书长。20世纪60年代初，梁辑卿少将从集雅公寓321号51室迁出后，罗竹风入住，直至1996年去世。祝百英家1954年搬入，原住321号52室，曾经跟上官云珠是邻居，后因怕吵，于1955年搬至楼下34室。该楼311号31室包文棣和321号65室张之凡都是出版界知名人士。

罗竹风（1911—1996）

　　罗竹风是著名语言学家、宗教学家。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曾任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平度县县长，1943年后任胶东文化协会研究部部长、山东大学教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上海社联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主编等职。

　　罗竹风认为，编辑和作家、教师一样，同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62年5月6日，罗竹风以“骆漠”为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杂家》的杂文，为“编辑”这个行当说了几句公道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继续撰写杂文，又连续发表了《再论“杂家”》和《三论“杂家”》。在北大国文系求学的罗竹风听过鲁迅的两次演讲，其中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演讲，记忆尤为深刻，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再论第三种人》的讲演。罗竹风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编辑是杂家”的思想，是迄今为止对编辑工作内涵和编辑人员素质的揭示中最准确、最概括的论述，成为对编辑的一种美誉。

　　在北大求学期间，他听说牧师宋尚杰博士在山东老家为瘫痪18年的母亲戴玉兰祷告，使她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行走。罗竹风不相信什么“神迹”，但也不能否认母亲又重新站起的事实，觉得宗教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后来宋牧师送他一本《圣经》，他深入其间，对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学期间，除主修中文外，还集中选了哲学系的课，特别是偏重于宗教方面的，并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许地山、马叙伦等老师，以打开心中疑惑，由此开启了他的宗教研究之门。

　　20世纪80年代初，罗竹风率领上海学者到北京开会，和那里的宗教学者争论，打了一场学术界的“南北战争”。因为事关“宗教是否是鸦片”的议题，又被戏称“第三次鸦片战争”。罗竹风说，老祖宗讲的不一定句句都是真理，起码这句话就有片面性。如果把马克思说过的某一句话从他的前言后语中孤立起来，断章取义，那必然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后，罗竹风一笑了之，诙谐地说这是“舌战群儒”。1990年，中央统战部在文件中采纳了“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说法，“第三次鸦片战争”的胜负，应是有了定论。

　　在罗竹风的领导下，上海这个老出版基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版了一大批在全国极有影响的高质量、高品位的优秀图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哲学、经济、党建、中国断代史、少数民族史的图书，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出版量占全国连环画总量的三分之一；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陪伴和影响了无数青少年成长；《辞海》编辑所的《辞海》，更是代表了国家科技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罗竹风任出版局长这一时期，是上海出版工作最好的时期之一。

　　从1958年到1965年，罗竹风自始至终参与了《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那时办公的浦江饭店没有空调，因为风雨无常，窗户不敢全开。电扇也不敢从上往下吹，更不敢横着吹。于是只好把电扇放在地上吹，大家戏称“轻风吹拂我的脚”。通常是脚吹凉了，上身还汗流浃背，想吹上身者就只好弯下身子，或坐在地上吹一会儿。罗竹风因为胖，极易出汗，所以大多数时候，他都只穿着短裤，赤膊上阵，右手挥笔，左手则拿着手帕或蒲扇。1979年版《辞海》出版后，洛阳纸贵，供不应求；20世纪80年代，每年竟然发行几十万套。《辞海》常务副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巢峰说：“罗竹风既是编纂未定稿的领导者，又是编纂者、审定者，是用力最多的一个。从头到尾，通读过《辞海》（未定稿）全书的，唯罗老一人。”

　　祝百英平时喜欢喝咖啡，尤其酷爱摄影和西洋音乐，家里的老式留声机里，常常低回着《尼伯龙根的指环》《黑桃皇后》《自新大陆》等古典音乐，他还喜欢民乐，收藏了《梁祝》《祖国颂》《社会主义好》等唱片。夫人孙苏华是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早年毕业于保定女子师范学校。她特别喜欢养金鱼，有一回花店老板居然介绍住在马路对面的张瑞芳前来取经，她们一回生，二回熟，后来居然成为了“鱼友”。

　　1925年冬，南洋大学第一届中国共产党支部成立，祝百英与张永和、陆定一、费振东等都是成员。同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肄业后，由组织推荐于次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是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所专门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学习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经济地理和军事学7门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期间，祝百英担任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祝百英又被推荐到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的红色教授研究院深造。1930年回国后，祝百英历任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香港《星岛日报》社总编辑。1936年中国哲学会成立时，祝百英与金岳霖、冯友兰、贺麟、宗白华、汤用彤等6人任常务委员，负责日常会务工作，第一届委员会由黄建中、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范寿康、林志钧、胡适、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祝百英等12人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祝百英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编审等。在参加《辞海》（未定稿）的编辑、修订工作时，他经常搭乘邻居罗竹风的公车一起上班，最忙的时候吃住在浦江饭店不回家，夫人孙苏华经常带着外甥女祝小曼前去看望送东西。作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祝百英，著有《社会科学讲话》《经济核算制纲要》《哲学与社会科学》等多部，译著《两种制度》《苏联银行学》《厂内经济核算》等多部。

　　包文棣，笔名辛未艾，性格耿直，不苟言笑，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译著《克雷洛夫寓言集》获第二届文学翻译奖三等奖。一生埋头从事俄文译介，翻译俄国三位文学理论大师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即大家熟知的“别车杜”）的作品。别林斯基本来由满涛翻译，但满涛在“文革”后期去世，译完了“车杜”的包文棣继承了满涛未竟事业。翻译“别车杜”这个工作是极其艰巨的，既要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又要熟悉这几位文学大师所论的文学作品。包文棣几乎是用殉道的精神来对待《别林斯基选集》的续译工作的。他惯常的工作时间：上午9时30分起至下午1时30分；下午3时30分起至5时；晚上8时30分起至零时30分。包文棣的喜怒哀乐也往往与“别林斯基”有关，有时为一词所“憋”，他会愁容满面，或者干脆扔下笔出去散步；有时因为解决了一个疑难问题，他又会像孩子一般高兴，说要去买些好吃的来“犒劳”家人。他因患白内障，眼睛几近失明，必须借助手电筒的强光才能看清原著，一笔笔在文稿纸上写下“出格”的大字，而眼睛与书页、稿纸的距离仅仅只有三到四厘米！2002年12月22日，包文棣突发脑溢血逝世。

　　张之凡自幼随其父、著名连环画画家张令涛学画。长期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任副编审，为少儿读物创作插图和装帧设计。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为《十万个为什么》设计了封面，受到小朋友们的热烈欢迎。装帧设计代表作有《趣味地理》（获1986年第三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三等奖）、《少年自然百科辞典》（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以及《十万个为什么》《儿童科普佳作选》《少年摄影》《少年彩灯制作》等。

堪称“半个跨国电影剧组”

　　居住过集雅公寓的电影明星都特别出名。电影戏剧编导徐韬，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舒绣文、上官云珠、赵抒音，扮演白求恩的美籍人士谭宁邦，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大明星在此安家，集雅公寓里的演员阵容堪比“半个跨国电影剧组”。

　　徐韬住在集雅公寓321号17室、18室。他在上海曾经住过愚园路，那个大院里还住着张瑞芳、朱今明等电影厂同事；20世纪50年代搬到集雅公寓。他家书架上有很多中外文学名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鲁迅全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柏拉图对话》《希腊神话》《文艺复兴》《法国电影新浪潮》等。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个理想主义者，非常有同情心，充满了人情味。他参加筹组昆仑影业公司，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担任助理导演；接着与王为一联合导演了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获得好评；并参与创作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由此获得中央文化部1957年颁发的一等金质奖章。上海解放后，曾任新建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秘书长、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徐韬的创作承继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努力探求民族化和大众化，在风格上深沉凝炼，自然畅达，充满生活情趣。

　　舒绣文、上官云珠和张瑞芳三位齐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可谓殊途同归，从三条不同的道路最终走到同样的艺术高度。张瑞芳在学生时期就参加党领导下的进步戏剧活动，根正苗红；舞女出身的舒绣文半路在重庆加入进步电影戏剧活动；上官云珠则一直在十里洋场孤身拼搏，最终也投身到进步电影戏剧活动，她们最终都登上了中国电影艺术的高峰。她们三人迁入集雅公寓的原因各异。舒绣文因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同事吴绍苇结婚，解放初期搬入，时间最早。上官云珠次之，她在与程述尧离婚后由复兴西路迁入，与贺路同住。最后是张瑞芳与严励夫妇，“文革”期间由衡山路288号公寓迁来。

舒绣文（1915—1960）

　　1949年后，舒绣文在政治上迎来了属于她的火红时代，很快入了党，因主演经典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文联、剧协、妇联、友协等社会团体中拥有一大堆头衔。而丈夫吴绍苇仍然只是个电影厂的小制片，与舒绣文生活在一起，两人有了巨大的反差。1954年，夫妻分居。三年后，舒绣文要调到北京人艺去，希望吴绍苇也去，可他断然拒绝。临走时两个人又谈了一次，吴绍苇还亲手做了两道上海菜：金针菇烧烤麸和腌笃鲜。舒绣文哽咽着说：“十几年夫妻做下来，我还是诚心劝告你，跟我去北京。”吴绍苇说：“你这样说我很感动，我不阻拦你，你也别阻拦我，你给我一年时间考虑考虑，然后我再答复你。”舒绣文只好点头，也只有点头……

　　一般认为，上官云珠在上海一共住过五个地方。1939年，她从老家江阴长泾镇辗转来到上海，客居哥哥马当路弄堂的房子。在淮海中路542弄10号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店当开票小姐时，她和哥哥、父母一起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庆福里236弄18号的弄堂房子。1943年与姚克结婚后，他们在法租界永康别墅里安了家，并在1944年8月产下女儿姚姚，1946年离婚。1951年，与程述尧结婚后，住在复兴西路147号的一幢西班牙风格建筑的三楼，与柯灵、董竹君为邻。1951年他们有了新的爱情结晶，他就是韦然，原名叫程彭，小名唤作“灯灯”。后上官云珠因程述尧涉嫌贪污与之离婚。1956年，她与贺路住在建国西路641号四楼。但很少有人提起她在集雅公寓居住过。即使有人提到集雅公寓，也是张冠李戴误将建国西路的房子当作集雅公寓。上官云珠曾经回忆，她记得很清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她那一天，她扮演女主角符若华的《南岛风云》杀青不久，她正和贺路搬家，在建国西路房子里整理东西。据集雅公寓老住户祝小曼介绍，上官云珠1955年前后曾与贺路和女儿姚姚短暂居住过集雅公寓，而且还住过该公寓的两处地方：321号52室和311号21室。程述尧带着儿子灯灯来此看望过姚姚。赵丹、黄宗英等同事还经常来此串门，玩闹时钻到桌子底下躲猫猫。邻居祝百英夫妇就是因为嫌太吵，才搬到楼下34室去住的。由此推断，上官云珠是从集雅公寓搬至建国西路的。

　　自从那次受毛主席接见后，上官云珠还先后五次见过毛主席。上官云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向毛主席保证》，发表在1961年《上海电影》六月号（总第8期）。“向毛主席保证！”这是儿时伙伴们之间，取得相互保证的一句话。通常用于做了“坏”事的时候，伙伴之间怕对方泄密时的一种保证，有些一诺千金的意思。据上官云珠回忆，她于1956年1月10日、1957年4月14日、1958年接连二次、1959年4月6日、1961年劳动节先后六次见到毛主席。她在这篇文章结尾处保证：“要和摄制组的全体同志们一起，把体现您关心人民健康的伟大思想的影片《枯木逢春》拍摄得更好，也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青年演员，同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方妈妈。”

上官云珠（1920—1968）

　　1946年，她代替路明在上海剧艺社排演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一剧时结识了阳翰笙。阳翰笙与她的一次谈话，引起了她的深思，使她获益匪浅。阳翰笙极其欣赏她的表演：“上官，你是一位素质很好的演员，好演员就得找好的戏来演，咱们以后写点好戏出来一块搞，好吗？”她理解到，阳翰笙是教诲她演戏要有选择。抗战胜利后，阳翰笙奉周恩来的指示，来上海开展进步的电影工作，他和司徒慧敏与蔡楚生、史东山等人成立组织联华影艺社，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上集《八年离乱》，轰动了中国影坛。1947年5月，在筹备《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时，阳翰笙同她通了消息，上官云珠饰演汉奸商人温经理的姨太太、国民党接收大员张忠良的姘头何文艳。后来她又被阳翰笙点将，在阳翰笙和沈浮编剧执导的影片《万家灯火》中饰演一位小市民的妻子。在蒋家王朝即将被摧毁之日，拍摄这些影片，上官云珠充分意识到这就是在参加革命工作。拍完后又转到《乌鸦与麻雀》拍摄中，上官云珠和沈浮、王林谷、徐韬、赵丹、郑君里、陈白尘、魏鹤龄、孙道临、黄宗英、吴茵、王蓓、李天济等一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们团结一起，与国民党当局的疯狂迫害和阻挡，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人的一辈子如果能够遇见改变其命运的“贵人”，该是多么幸运啊，对上官云珠来说，阳翰笙就是这样的人。

　　当秋天一到，浓雾笼罩，整座山城都隐在白茫茫的雾中，敌机几乎找不到轰炸的目标。每当这个时候，重庆话剧演出的黄金季节就到了。如果说，阳翰笙是上官云珠的“贵人”，那么曹禺就是张瑞芳的贵人。抗战初期，张瑞芳去国立专科学校选听曹禺、黄佐临等老师的课。张瑞芳在中央青年剧社首演了张骏祥导演的曹禺的新作《北京人》，在剧中扮演愫方。曹禺看了《北京人》的演出，非常满意，表扬说：“瑞芳，你演的愫方，确实是我笔下的愫方，我看了很感动！我还想给你写个戏，让你扮个新娘子，从结婚那天演起，一直演到死。我设想，她死的时候，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让人感到她的纯洁和善良！”后来曹禺在唐家沱写出了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话剧《家》，就是为张瑞芳写的戏。曹禺明确宣告：“哪个剧团演这个戏都可以，但是有一条，瑞珏这个角色非要张瑞芳来演不可。”最后，《家》的首演权，交给了于伶、宋之的、金山、司徒慧敏等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导演是章泯，金山扮演觉新，张瑞芳扮演瑞珏。

张瑞芳（1918—2012）

　　在张瑞芳的成长道路上，周恩来作为她的党内单线联系人，给予了她长期的鼓励和关照。1938年10月，张瑞芳参加了戏剧节的压台戏《全民总动员》的演出。参加演出的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高占祥、魏鹤龄、王为一等。张瑞芳在剧中扮演一个与父亲失散的小难民芳姑。周恩来得知《全民总动员》的演出盛况后，非常高兴，在曾家岩50号接见了曹禺。夏衍的新作《芳草天涯》生动地演绎了流亡到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生活悲剧。导演是金山，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孟小云。在演完最后一场时，有人告诉她：“你母亲从延安来了。”一见到母亲，张瑞芳就扑在她的怀里，埋头哭了起来。周恩来在百忙中做了具体安排，将张瑞芳的母亲从延安接到了重庆，秘密接进了八路军办事处。

　　1951年，张瑞芳参加了电影《李双双》拍摄，扮演的李双双大公无私、泼辣大胆、敢于斗争、善良热心、胸襟坦荡、不记私怨，还有一点可爱的“疯劲儿”和“傻劲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曾对张瑞芳说：“演古人比演当前的人容易，因为没人见过他们。演现实生活里的人不容易，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来她像不像。”李双双是她在银幕艺术创造上的一个高峰，1963年她获得了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文革”期间，曾进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两年。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名，让张瑞方参加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访问日本。邓颖超大姐派汽车将张瑞方接到家中，张瑞方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哭诉着在“文革”中的遭遇。

　　赵抒音1951年迁入集雅公寓331号14室，直至2002年去世，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位。她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电影戏剧活动，先后在重庆、上海主演过《还我故乡》《清宫外史》《蜕变》等电影、话剧。1949年11月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先后拍摄过《聂耳》《今天我休息》《李双双》《金沙江畔》《年青的一代》《渡江侦察记》《春苗》《蓝光闪过之后》《子夜》等影片。她从影近60年，拍摄过近40部影片，尤其是在《今天我休息》中扮演的马天民的女友、邮递员刘萍，表演纯朴、自然，给观众留下很深印象。

　　居住在集雅公寓321号48室的谭宁邦，原名杰拉尔德•坦纳鲍姆，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市。1946年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军官来到中国。1947年退伍，回美国前夕的一次聚餐会上，宋庆龄请他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谭宁邦欣然同意，成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在担任宋庆龄秘书期间，曾帮助美国人阳早、寒春见到周恩来并投奔共产党控制的地区。1949年后，谭宁邦主管了上海儿童剧院等项目，还在上海的几所大学教授美国文学和英文。曾经在中国电影《停战以后》中饰美方代表费丁、《白求恩大夫》中饰白求恩、《林则徐》中饰颠地。他本人并非专业演员，不过在电影中偶而客串而已。但是，他所扮演的白求恩大夫的伟大形象却永远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儒商任百尊

　　任百尊和夫人张文凤分别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和统计系。他历任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上海大厦经理，上海国际饭店经理，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锦江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任百尊三代同堂，他家原本住在永嘉路，1966年8月被抄家后赶往上海天目中路200号老北站后一幢老工房五楼居住。“文革”后别人住房政策相继落实，只有他说：“让别人先落实，人家比我们困难。”1984年他家搬到集雅公寓321号31室居住，直到去世。身为中国最大的旅游饭店业巨子的掌门人，他常年穿一双圆口黑布鞋，着一身洁净工作服,从不去娱乐场所，也不嗜烟酒，居室内是陈旧的家具、破旧的沙发。可任百尊亲自接待过世界上134个国家和地区近15 000名贵宾,其中包括544位国王、总统和总理。他接待过很多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江泽民、朱镕基等。陈毅喜欢戏谑地称呼任百尊为“任老板”，《美国经济导报》曾经说“任百尊这样的企业家当时整个中国大陆约有20位”。

　　任百尊被业界推崇为“中国第一美食家”。任百尊酒店服务哲学是“小事做透、大事做精、凡事做细”。菜谱是饭店服务水平的体现，凡贵宾莅店，一律由他亲自审定。1982年9月25日，他为船王包玉刚宴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定的菜单是：花色冷盘(川味)、八小碟(川味)、清汤宫燕鹌鹑蛋(粤味)、金华凤翅(粤味)、滑炒大虾仁(粤味)、焗蟹斗(西式)、冰灯冰糕(西式)和萝卜丝酥饼(扬点)。他了解邓小平爱吃川帮红油饺子和鱼香茄子，不喜欢改良的法式菜，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正宗法式大菜十分执着，同他政治上始终如一的坚定相吻合。陈毅则更爱吃麻婆豆腐和干烧鲫鱼。1959年4月2日，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国家及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共200多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住宿在18层楼。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领导人主动提出不吃猪肉，以素代荤，锦江饭店的食谱每天翻新，但都是素食。餐后国家领导人对锦江小礼堂十分满意，后来到上海多次在锦江饭店居住和办公。

　　文化俱乐部被列为八届七中全会会场之一。有关方面认为，一群赤身裸体的外国女人的雕像，不符合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便下令将浮雕全部毁掉。任百尊思量再三，选用了质地看起来相似的木料，把所有的柱子封上，再用油料和涂漆粉刷一遍，让外面看起来协调美观。这个小小的动作，瞒过了当时参加会议的所有人，而木板里的裸女浮雕则被保护下来,隐藏了近三十年。

　　1996年，《中国新闻报》连续70天长篇连载《儒商任百尊》，并于次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11日，任百尊因心脏病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77岁。

(作者系作家，金融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