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徐汇区湖南路街道之邀，参加关于湖南路街道历史建筑的讨论会。街道的同志们说，湖南路街道的五原路有两座教堂，可惜，关于它们的历史情况不甚了解，所以难以评估其文化价值。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救主堂

　　五原路71号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救主堂”。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1845年上海道与英国领事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宣布上海英租界正式建立。就在这一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1811—1864）奉美国差会派遣来到上海。不久，上海发生了一件所谓的“升旗事件”。1846年，美国政府外交部任命已经在上海的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大班吴利国（Henry G. Wolcott）为署理上海领事（以前西方国家任命商人代理驻外国领事是常见的事）。吴利国得此殊荣，十分兴奋，就把领事馆设在英租界外滩的旗昌洋行内，并在楼房上升起了美国星条旗。没想到此事立即遭到英国人的抗议，他们认为英租界是英国人与上海道台签约后获得的领地，除了英国国旗以外，不准升任何其他国家的旗帜。软弱的上海道台只得默认英国人的霸道行径，而美国人只能吃瘪。

　　19世纪中期，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上提倡“利益均沾”的原则，这一政策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官方不能直接向中国政府申请在上海建立租界，于是由传教士文惠廉向上海道申请，上海道爽快地答应，把“吴淞江（苏州河）北岸虹口三里之地”作为美国人的“居留地”，就是后来的“虹口美租界”或“美租界”。文惠廉在虹口建立圣公会教区，建造了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的第一座教堂——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ur），自任坐堂牧师，1853年揭幕。文惠廉是上海美租界的开创者，不久，美租界就把救主堂门前的一条路命名为“W. J. Boone Road”，中文名叫做“文惠廉路”“文监师路”“蓬路”等，就是现在的塘沽路。

19世纪末上海虹口的救主堂

　　救主堂是典型的基督教圣公会乡村教堂，主立面朝东，面对文惠廉路，建有高耸的钟楼，钟楼的四角设计有四个小尖顶，教堂可以容纳500个人做礼拜。文惠廉早年攻读法律，加入圣公会后，为了献身教会事业而攻读医科，获医学博士，于是又在救主堂开设诊所，许多中国人得到治疗后加入教会。他还在救主堂附近开设“度恩男塾”和“文记女塾”（英文名均为“Boon School”），这两个学校与后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跟文惠廉有关的几件事对上海乃至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黄文彩是福建厦门人，原来是文惠廉在厦门期间的随从，文惠廉离开厦门回美国三年后即1845年到上海时，黄文彩也追到了上海，不久被文惠廉授予圣职，1863年又被按立为会长，也就是牧师，是华人担任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的第一人。黄文彩的妻子是文记女塾的学生，他们的女儿黄素蛾则是长期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的夫人，也是1881年成立的“圣玛利亚女子学校”（张爱玲的母校）的第一任校长，还创办了圣玛利亚女子学校附属育婴堂，对中国女子教育有杰出的贡献。

　　颜永京（1838—1898）是宝山县（今上海市宝山区）江湾镇人。1848年接受文惠廉牧师洗礼，1854年随文惠廉赴美国，1864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建阳大学（Kenyou College），1865年回上海，任英国领事馆翻译、工部局通事（即翻译），参加和主持虹口救主堂工作。1870年任美国圣公会武昌教区牧师。翌年在武昌昙华林创办了以恩师文惠廉牧师命名的Boon College，中文名“文华书院”，1909年改为大学，1924年改组为“华中大学”。1878年，颜永京回上海，参加和主持筹集创办圣约翰书院，任校监，翌年任校长，是著名的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校长。中国人长期有“崇洋”的心理和思想，许多人只知道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很少有人知道圣约翰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中国人颜永京。

武汉的文华大学思殷堂

　　颜永京的长子颜惠庆（1877—1950），早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后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历任大清政府驻美国公使馆参赞，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中国驻德国、丹麦、瑞典公使，后来又历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农商总长、国务总理等职，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次子颜德庆（1878—？）随兄赴美留学，1902年任粤汉铁路、沪宁铁路技师，民国初任北京政府交通部参事。三子颜福庆（1882—1970），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1910年起历任长沙湘雅医学院院长，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教授、校长，是中国公共卫生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开发如火如荼，美国不惜手段从中国招募大量的劳工、“猪仔”，这些劳工成了中国第一代赴美移民。当西部开发暂告段落时，由于劳动力过剩，美国发生了排华活动。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十年内禁止中国工人进入美国的法令，使已经定居美国的华人与中国家庭失去联系，希望赴美的中国人无法前行。1892年，该法案到期后，美国政府又提出将法案延长10年，打着保护已经在美国的华人的利益，限制中国工人赴美。许多盼望已久赴美的中国人又一次陷入困境，中国政府无奈地与美国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时间又过了10年，该《条约》到期，美国政府又决定将《条约》无条件延长10年，于是，中国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国无理行径的“抵制美货运动”，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使美国遵守诺言。上海的救主堂也加入了反对美国政府无理行径的活动。1906年10月1日，救主堂牧师朱葆元宣布脱离美国圣公会，实行自立，一切教务以及经费由中国信徒自行负责，在爱国主义浪潮的推动下，自立后的救主堂信徒人数不断增加。1915年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来沪70周年，救主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和庆祝活动，估计有千余名信徒来到救主堂，而教堂实际只能容纳500余人，许多信徒只能在教堂外做礼拜。当然，任何建筑都是有使用年限的，这座已经使用了60多年的砖木结构的救主堂也显得陈旧、败落、破烂不堪，与身份不相匹配，于是，教会决定把教堂迁址重建。1918年10月1日，新的救主堂在公共租界外边缘的狄思威路天同路（溧阳路天水路）竣工，并举行了揭幕仪式。

1918年狄思威路重建的救主堂

1937年登记的救主堂在狄思威路502号

　　20世纪初，中国的基督教掀起了一股所谓的“本色运动”（Indigenous movement or natur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实际上就是西方基督教的中华化、本土化运动，教会要求摆脱西方国家差会的控制、操纵，实行中国教会自立、自传、自养。用什么方式、形式才能够最明确宣示自己的主张呢？那就是改变西方教堂建筑样式，把教堂传统的西方建筑改变为中国式建筑。新建的狄思威路救主堂，完全摒弃西方传统教堂的形式，外观完全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四坡的歇山顶，高翘的飞檐，勾心斗角，不知情者，一定会误以为这是中国的道观。现在的上海人（当然也包括许多所谓的专家），都以为虹口区多伦路59号的“鸿德堂”（George Fitch的中文名叫费启鸿，是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鸿德堂”的英文名称Fitch Memorial Church即“费启鸿纪念堂”）是上海出现的第一座中国建筑的西方教堂；实际上，狄思威路救主堂比鸿德堂早了10年，它才是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中国式建筑的西方教堂。数典忘祖不一定是人们明知故犯，而往往是人们的无知。

　　新建的救主堂坐落在公共租界之外，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遭到损坏；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中，因处于战争区，救主堂被炸毁，这里成了棚户区，解放后建设为天水新村。不久，迁法租界赵主教路71号，俗称“赵主教路救主堂”，以后随赵主教路改名五原路而改称“五原路救主堂”。“文革”初，停止宗教活动。1982年，教产由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收回。1986年在旧址建多层建筑，为上海市基督教神学院使用。

五原路71号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救主堂

法国天主教崇真堂

　　五原路287号是法国天主教崇真堂。“崇真堂”并不是天主教堂的名称，而是天主教会的“账房”，也就是教会教产的管理机构。天主教传教组织的经费来源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教会的拨款；其次是教会在海外的募捐款和信徒的捐款；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来源于教会在中国的置产，主要是房地产。近代以后，天主教先后有耶稣会、遣使会（味增爵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进入中国，他们分疆而治，各立门户，而上海往往是他们的必争之地。在上海的“账房”往往会有一个好听的慈善名称，如遣使会的账房叫做“首善堂”（Procure des Lazaristes），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账房叫做“三德堂”（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圣母圣心会的账房叫做“普爱堂”（Belgian Missions of Scheut），西班牙奥古斯丁会的账房叫做“望德堂”（Augustinian Procuration），圣言会的账房叫做“善道堂”（Steyl Missions），而五原路的“崇真堂”的法文名称叫做“St. Columbans Mission”，实际上就是法国天主教“高隆庞会”的账房。

五原路（旧名赵主教路Rue Maresca）287号是法国天主教崇真堂

　　高隆庞（St. Columba，约521—597年，今通译为“科伦巴”）是爱尔兰传教士，约563年在爱奥纳岛创建教堂和隐修院，被尊为圣徒。高隆庞会约1924年在上海赵主教路建立“崇真堂”。该教会在上海沪西有不少房地产，他们一般不直接投资建设房产，而是以“租地造屋”的方式，把土地出租给房地产商，由房地产商投资建设住宅，他们则收取出租费；“租地造屋”的合同一般为25年，合同期满，崇真堂收回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再自己经营，或委托第三方经营，有的会再一次以“租地造屋”的方式出租给房地产商。可惜，我只见到过描述，没见到“崇真堂”在上海有哪些房地产的记录。

　　按教会的规矩，崇真堂的神父只是一位“账房先生”，不能直接布道、传教。据说，不少租赁崇真堂房屋的住户因房屋租赁关系与崇真堂的神父有往来，他们经常到崇真堂，参与崇真堂神父主持的弥撒，这样，崇真堂逐渐成为堂口。于是，本来是房东与房客关系，就变成了神父与教徒关系。所以，五原路的崇真堂，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座天主教堂堂口。

（作者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地名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