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泥泾镇”是个旧地名，志书载其方位在“上海县城西南”，即现今徐汇区华泾镇的辖治区域内。乌泥泾为上海人所熟知，一是因为元代纺织工具改革的先驱黄道婆是乌泥泾人氏。正是黄道婆带来的纺纱和织布工具的改革，使此地与邻近的松江纺织业发达了起来，以至有了“衣被天下”的美誉。二是因为乌泥泾在清末出了位义士——刘季平（刘三），将被清政府迫害致死的邹容烈士的遗骸，勇敢地归葬于自家（黄叶楼）附近。但笔者文章标题为《比上海闹猛的乌泥泾镇》，是否有些瞎三话四呢？非也。笔者要诉述的是八百六十余年前乌泥泾镇的情景，那时的乌泥泾镇着实繁盛闹猛，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小镇。

　　乌泥泾在九百年前，是一条很大的水道，它北接长桥港，南通华泾，由西向东流入黄浦江。为便利航行和调节水量，泾上还建有南北两个闸口和一个渡口，渡北便是乌泥泾镇。该镇还有个很文气的名字，叫“宾贤里”。相传曾有乡人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刻有“宾贤里”三字的古碑，因而得镇名。志载宋代隆兴年间（1163—1164）江南这一带遭受天灾，田稻歉收，人们饥荒不堪。乌泥泾镇上有个叫张百五的人出粟赈济，又捐资千金建长桥便利乡人出行；同时还开挖长渠，从乌泥泾直达黄浦江，以引潮水灌田，解乌泥泾周边八千亩田地的旱涝灾情。因此张百五还被赐封为“富埒侯伯”。又过了一百年，约在元至元年间（1264—1294），有个做海盗出身叫张瑄的人，因改行做海漕（即从海上运漕粮去北方京都）而富贵了起来，也落户到了乌泥泾，故张姓在乌泥泾成为大姓。那时华亭县备荒屯粮的仓廪，又称为“太平仓”，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始建在乌泥泾镇。这个钱粮大仓库是由镇上张俊遇的宅邸改建的。这所私宅当时竟有409间房屋，15个园馆，占地35484步，地方之大可想而知。而此时上海这块地方，才刚刚成为属于华亭县的一个蕞尔小镇罢了。

　　乌泥泾之所以在宋元时能发展得那么繁盛，植棉业与纺织业的兴起，无疑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原先乌泥泾周边的土地并不肥沃，因为这一带是海水退却后泥沙冲积形成的土地，故有些硗瘠，农人也多贫困。后从福建广东引进木棉种子来种植，竟然特别适合这片土地，木棉产量逐年提高。至于纺织业，初也不甚发达，自元代黄道婆从海南带来纺织生产工具，并加以改良更新，才使纺纱、织布的质和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乌泥泾镇不仅在植棉及纺织生产上取得了繁盛的经济地位，在交通乃至军事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为海上进入长江沿岸内地的咽喉处所，故元代在此地共设了五个巡检司。巡检司这一机构始设于五代，盛于两宋，原为州县所属捕盗机构，至元代其功能性质已转为军事为主了。这五个巡检司其中之一便设置在乌泥泾镇（另四个分别设在杜浦、青龙、邹城和新泾）。到了明洪武元年（1368），由于乌泥泾镇经济繁盛，朝廷特别在此设有课税局。当时的课税局便是抽纳往来货物、出产的税费的关卡。上海地区一共设了三个课税局，另两个分别是县市局和新泾局。以后，虽在明正统初年（1436—1440）乌泥泾镇课税局曾一度改革，关税并由新泾局征收，但未几，约在明正统十一年（1446），还是因乌泥泾镇经济发达，往来物产商品交易繁盛，又恢复了乌泥泾镇的课税局设置。至清中后期，由于东面上海城的日益兴盛，乌泥泾镇繁盛不再，课税局遂予废置，但还留下至今的“关桥”“关上”等地名，便是当年经济发达、曾设有纳税机构、置关纳费的遗迹。

　　明末清初，海上倭寇累年侵袭掳掠，成为上海的大患。此时黄浦江畔的上海县城已构筑起了城墙以抵倭患，但乌泥泾镇却仍是个无设防之地。于是，繁盛的乌泥泾镇便成了倭寇口中之脔，遭了大难。明嘉靖三十二、三十三年（1553—1554），乌泥泾遭倭寇焚掠而无遗，它的繁盛就此了结。那条乌泥泾水道也因此而闸废渡荒，以至渐益淤塞，就连通航舟楫的地位也未能保留下来。到了民国年间，竟终成了一条杂草丛生的小水沟了。而乌泥泾原先那“处处可见摇纱车，家家皆闻织机声”的繁荣情景，也因清代西洋铁制织布机的输入，及机织洋布的倾销而被迫落寞地退出乌泥泾镇的历史舞台。但不甘沉寂的乌泥泾妇女又兴起了另一项手工艺作业，那就是“挑花”或叫做“钩花”，即用钩针将洋纱线钩织成镂花的台布、花边等饰物，甚至还能钩织成漂亮的镂花衣衫。这些手工艺制品有的被销往国外，至今在当地还有上了年纪的妇女还操持着这份手艺。

乌泥泾镇老街已拓建为华泾路，路边花园中的小河代表了曾经的乌泥泾河

　　乌泥泾在宋元时代经济产业上的兴盛，必然也带来文化上的繁荣。元代才气俊爽的著名诗人王逢的居所——最闲园，便在乌泥泾。据志史载王逢本不是乌泥泾本地人，他的原籍是江苏的江阴。大约在二十多岁时，王逢便在诗文上有了很好的造诣。曾经有大官几次荐他出仕，他都坚辞不就，只住在华亭县青龙镇（现青浦区境内）的梧溪精舍里，吟诗著文自娱。这梧溪精舍的题额，是因为王逢的祖母曾手植两棵梧桐树在园子前的横江边上，因此王逢题此园额来纪念他的祖母。园内有萝月山、鸣亭、小草轩、房冥等精致房舍建筑。居住在梧溪精舍时，王逢著有诗集《梧溪集》，其中突出反映了他浓厚的隐逸之情，从而使他诗名大炽。元至正年间（1341—1368）先是有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抗元之战，后又有朱元璋与张士诚在三吴（湖州为西吴、常州为中吴、苏州为东吴）及浙西的争夺用兵。苏、常一带的百姓颇多为避战祸而迁居至华亭上海一带。王逢便于元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廿八日（1366年5月8日）迁居至乌泥泾镇，住在了宋代张骥院的故居房舍中，他自题居所堂额为“俭德”，园名“最闲”。经王逢一番整饰，这“最闲园”中辟有藻德池，砌有怀湘坡，筑有乐意生香台，建有濯风所、卧雪窝，设有幽贞谷，堆有海曙岩，树有流春石等诗人自己题记的园林处所。诗人曾作有《怀先民赋》，因此将园中的假山题曰“先民一邱”，将林中沟壑唤作“先民一壑”；还构筑一“林屋余清洞”，洞中峙一石，名“直节峰”，旁还列二石，曰“泗磬”和“丰钟”。光从园内这些建筑设置的题名，读者便可想象这座“最闲园”有多宏大和秀丽。而此时上海闻名于世的园林“露香园”“豫园”“也是园”等都还未修筑起来呢。“最闲园”东侧还有一块荒地，诗人将其辟为“青园”，以在园里莳菜种麦。王逢这位最闲园中最闲的诗人园丁的田园生活自是十分的悠闲和雅逸。可惜“最闲园”在明末倭寇焚掠乌泥泾时也遭了劫运。至民国初年有人再去寻访“最闲园”时，这座宏大秀丽的园子，荒芜得只剩三间明式平房和房前一棵高大的皂荚树了。明式平房门楣上挂着一块园额——“闲闲草堂”，仅以此标志着这里曾有辉煌的“最闲园”存在。清同治年间的县志对“最闲园”的记述，只有那门口的皂荚树为“遗址之仅存者，今为张氏所居”。

　　当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乌泥泾镇，还有许多宗教文化设施，如城隍庙。庙建在太平桥堍，与奉祀关帝的道观——武胜阁相邻。民国四年（1915）这两座庙观被翻造为华泾小学校校舍。还有一座供奉东岳帝和土地神的“钱粮庙”则于民国十八年（1929）因火灾烧掉了。在一些乌泥泾镇老年人记忆中还存在的“打铁桥”“卖花桥”等老地名，则多少还记载着当年镇上商业繁荣的景象吧。

　　旧时与邹容墓隔着小河相对处还有一座宁国禅寺，在宋元时代可是一座能与龙华寺相提并论的古老佛教寺院。这小河上原来有座小石桥，可直接将邹容墓与宁国禅寺相通连在一起。小石桥名为“宾兴桥”，大约与乌泥泾镇又名“宾贤里”有些关系。石桥下一块桥基石上刻着一段文字，记下了建桥人和建桥的时日。该段石刻文字记载的建桥人是“钦差提督署理工部郎中曲阜臧麟、刑部郎中朱恩、赐进士出身上海县知事卢龙、郭经同建”，时在“大明弘治（1488—1505）壬戊八日”。文中这个郭经便是上海第一部县志明弘治志的领编者。

　　相传宁国禅寺建于宋隆兴元年（1163），是由当时的乌泥泾首富张百五（即前文提到的出粟赈济者）发起，一名昌月堂的和尚主持兴建的。据民国年间宁国禅寺的住持常德和尚说，该寺在明代时发展到寺里有房5048间。且不说这房屋数量是否真有这么多，但在明清之际，志史记载它的确与东北面的龙华寺相提并称，两寺南北相望可称得上是上海规模与声望相当的两大佛教寺院了。南宋乾道二年（1166），该寺请得寺额“宁国禅寺”。明洪武年间（1368—1398），朝廷有清理寺观之举，故在洪武十六年（1383）与另外一寺二庵一院，归并给由慈报寺重建后改额的观音禅寺。这一归并只是行政上的，宁国禅寺仍存在于乌泥泾镇原址。明末天启六年（1626），宁国禅寺“经张方伯所望重修，复移于张家浜内”。以后，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该寺曾遭遇火灾，以至到了清末，传说原有五千多间房屋的宁国禅寺便只剩下一座观音堂了（见同治《上海县志》载：“今仅存观音堂。”）。改革开放后的2010年，由于政府对宗教的关心与重视，宁国禅寺得以重建。正因为明代曾归并给观音禅寺，以及清末遭火灾仅剩一座观音堂的历史，故新修的宁国禅寺在天王殿后的第一进大殿便是观音殿。现今在华泾镇得以重生的宁国禅寺，占地7800余平方米，复又成为上海西南可与千年古刹龙华寺相提并称的佛教寺院了。

于今重建的宁国禅寺

　　乌泥泾镇在新中国成立后，由龙华乡辖治，至1992年划入徐汇区。1998年撤乡建立了华泾镇。现在的华泾镇东临黄浦江，西邻闵行区，北起淀浦河，南至关港深水码头，占地约8.04平方公里。闻名于世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已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内第一、二、三产业皆有发展，从幼儿园直至中学的教育设施与资源齐备。以黄道婆、邹容纪念馆及邹容墓为重点的文化旅游资源也引人瞩目。曾经比上海还要闹猛的乌泥泾镇各方面重又呈现勃勃生机，展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

（作者系原上海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