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唱片挺有缘的。从20多岁开始收藏唱片，到现在已有30多年的收藏经历了，我做了下统计，共藏有世界各著名唱片公司出版的中外经典唱片5000余张,留声机、电唱机30余台。因为唱片收藏，我多次参加上海历年的收藏展览活动，作过多次收藏专题讲座，被电视台采访收藏事迹35部（收藏事迹被众多报刊、画册等报道42次）,策划电视纪录片2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由我国电影演员、导演刘琼的前夫人严斐讲述《我的嫂嫂周璇》和《我的前夫刘琼》），在各地电台做过多次直播；我还为多部电影提供过道具和音乐资料,并向全国约20家博物馆捐赠个人收藏。从收藏唱片，到研究唱片，再到宣传唱片，我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做这些事情。从个人角度来讲，这是我的兴趣爱好；从大的角度来说，唱片是我们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唱片的收藏、研究、宣传，也是对文化的留存、研究、弘扬的一种方式，我坚信这份事业今后必定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2017年应邀参加“知音雅汇——宋庆龄、周小燕、蒋英珍藏唱片展暨唱片文化与上海系列讲坛”并作报告

　　回顾三十余年来的唱片收藏历程，除了对民国唱片目录、唱片版本进行整理、研究，以及进行唱片展览、演示，我还发现自己跟一般的收藏者不一样，那就是我更注重唱片收藏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我喜欢去挖掘它们，去了解它们。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如果不去深度挖掘，是了解不到民国唱片背后的更多故事的，比如我从20多岁开始收藏，到现在将近60岁了，对过去的有些藏品历史依然是不了解的。但是由于有限的历史资料，即使花很多时间去埋头研究，我依然无法探究唱片背后更多的历史，所以我另外找了一条路径，那就是口述历史。这几年，我着重开展了对与唱片相关的艺术家进行口述历史采访，如郎毓秀、严斐、黎明晖等，挖掘他们背后的人文故事。

2007年5月与严斐在原百代唱片公司录音地

　　我收藏的众多唱片中，有一张唱片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都有所耳闻的红唱片。我收藏的这张红唱片的相关情况，是我做口述历史在采访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最初上海电视台打算要拍一部专题片，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再加上专题片涉及到的相关人员家属不愿意谈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专题片拍摄一时陷入僵局。因为当时的专题片策划是我，电视台觉得放弃它有些遗憾，就让我再挖掘此片背后的故事，于是我就打算做红唱片的历史。后来又由于多种原因，红唱片的历史也没做下去，但是还好我做了一些记录，专请红唱片制作的参与者颜鹤鸣的女儿颜桐芬在上海电视台讲述了一些红唱片创作历史，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1951年前后，周恩来总理找到了袁雪芬老师，说现在东欧要搞一个电影展览，上海是不是可以送一个比较好的作品，完全是我们国产的作品去参展？当时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是由颜鹤鸣摄制的，他是中国五彩电影实验工场的老板，袁雪芬便将这个差事介绍给了颜鹤鸣。颜鹤鸣说可以，于是便把他当时拍好的彩色越剧电影《相思树》送到北京，拿给周恩来总理看。那天晚上，颜鹤鸣和他的大儿子颜照铭骑着黄鱼车把片子送到中南海，凌晨三点周总理看完以后，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这个片子还达不到出国参展的要求。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正规的摄影机，颜鹤鸣是利用自己改装的摄影机器拍摄的彩色影片，声带和画面是分离的，所以播放时声画经常会不符，中间需要不停地处理，相当麻烦，与当时的国际标准还是有差距的。周总理就提议说，现在我们刚解放，需要灌制大量唱片传唱革命歌曲，原来制作唱片的机器和材料都不能使用了，你喜欢动脑筋，喜欢钻研制造，是不是可以想出办法做唱片？于是颜鹤鸣就接受了周总理授予的研制、生产、灌录唱片的任务。回到上海以后，四明银行拨款4万块钱，颜鹤鸣自己参与技术研制，华东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院长贺绿汀参与进来并负责选送曲目，三家合作制作唱片。当时用于制作唱片的炭黑和虫胶是都进口货，因为进口渠道都被封锁了，所以这些材料是非常匮乏的。怎么办呢？唱片终归是要灌制的，颜鹤鸣就开动脑筋，用氧化铁粉末来代替虫胶和炭黑，竟然真的做出唱片来。这种唱片完全是朱红色的，有意思的是，这类全红色的唱片品牌取名“红唱片”，它象征着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之情和建设斗志，寄托着人们对共产党的感激热爱之情。

颜鹤鸣研制的红唱片

　　关于红唱片的录制情况，也有颇多曲折。由于当时唱片公司大都停产，暂时不录制唱片，红唱片就选择在原来的五彩电影实验工场（位于现在的威海路）里面进行研制。虽然录制的房间非常小，但录制工作在多方努力下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录制唱片，首先要购置设备，于是颜鹤鸣拿着四明银行拨来的款项，购置了大量的设备。第二个就是人员的聘请，当时请的都是业界有资深经验的老同志，比如有个叫马伟的技术员，还有原来百代公司的吴征，这些老同志都被出高价请了去。因为周总理的支持，颜鹤鸣想着肯定要做最好的，所以投入的设备、要聘请的技术员，也都是最好的。在唱片正式录制成功前肯定会有多次试制，当时红唱片是由颜鹤鸣的大女儿颜桐芬和她的大哥颜照铭一起来试制的，那么试制过程中肯定要产生废料，再加上前期高要求下投入的钱太多，唱片研制工作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波及，虽然侥幸没有被定性，但是到了1953年前后红唱片就停产了。参与录制的人员也都解散了，颜鹤鸣只好回苏州去做别的事情了。所以目前来说红唱片是比较珍贵的，一方面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发行量非常少；另一方面它复制的是解放前的，还有刚解放时的革命歌曲，这些曲目非常少。

　　我在做口述历史过程中呢，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在售卖两张杜庭修在美国胜利公司灌制的唱片，内容是宗教歌曲。杜庭修这个人很有名，他是第二期考取庚子赔款出国的留学生，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军衔是少将，早期主要唱宗教歌曲。因为当时我在整理1949年以前所有唱片公司的唱片目录，基本上汇编入曲目名字的，我都有印象。所以我一看这两张唱片是杜庭修的，就赶紧把它买下来。买下来没几天，杜庭修的孙女杜颖就找到了我，问可不可以把这两张唱片转让给她。我抱歉地对她说：“一般性唱片到了我手里，我是不转让的。因为我要了解这个唱片，还要对它进行深度研究，所以我是不会卖的。”我又告诉她，我另珍藏一张她祖父独唱的《送别》唱片，并拿出来播放给她欣赏。她听了激动不已，问可以录音吗，我说可以，就让她录了。因为她的爸爸还在，就是杜庭修的两个儿子都还在，他们听了录音以后呢，都非常感谢我。就在2015年的时候，我还专门为了杜庭修的这张《送别》唱片，到重庆杜庭修的长子杜隽年家，然后再到兰州他的次子杜圭年家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深度了解杜庭修这个人。了解下来，我收藏的这张《送别》唱片，是杜庭修于1931年在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灌制的，一面是《归燕》，一面是《送别》；就我从收藏界的朋友所了解到的信息，还没有第二张和我这张一样的唱片。

1931版杜庭修独唱的唱片《送别》

　　后来我在对《送别》唱片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这里面的歌词跟我们在电影《城南旧事》中听到的主题曲《送别》的歌词有些不一样：第一段是一样的，第二段不一样。那么我抱着这个兴致，就去网上搜索资料，发现有些专业机构提供的歌词跟我那个1931年版的唱片歌词确实不一样。为了这个事情，我就开始找原因。因为我收集的不仅仅是唱片，还有几百本解放前的大戏考跟歌曲、歌本，我就在里面找到了1927年丰子恺编入的版本，里面只有第一段词曲，作词者是李叔同。有意思的是，1931年版的作词者是李叔同和陈哲甫，制谱者待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后来我在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才了解到，《送别》是由李叔同根据日本歌曲《旅愁》的曲调来创作的，而日本歌曲《旅愁》又以约翰·庞德·奥特威 (John Pond Ordway，1824—1880)创作的美国歌曲《 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为基础，然后题上自己的词来创作的。李叔同最初创作的《送别》只有一段歌词，当时作为学堂乐歌传唱。后来李叔同的好友陈哲甫认为这个学堂乐歌太短了，于是就根据李叔同作词的意境又创作了一段。这便使后来传唱的《送别》出现了两段歌词。

　　再后来我多次听这张《送别》唱片，听的次数多了就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唱片里传出来的唱词是“一瓢浊酒尽余欢”。怎么用水瓢喝酒呢？一般都是用壶和杯嘛。我还特意去查证了唱片的唱词，发现唱词里印的是飘扬的“飘”，应该是印错了。于是我又听了多次才确认唱片里唱的确实是水瓢的“瓢”。1927年丰子恺编入的《中文歌曲五十首》歌集中印刷的唱词也是水瓢的瓢，当时民国出版的正规的唱片唱词都是瓢，后来才出现什么壶啊杯啊之类的误传。好多人稀奇喝酒怎么用瓢，总归用杯来喝喽。我自己是这么猜想的：根据李叔同作词的意境，“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是在很荒凉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大西北，两个老朋友要分别了，准备了离别酒（有可能是自酿的酒，也不是市场上售卖的商品酒），然后就拿个水瓢舀起来，你一口我一口，“尽余欢”，就是这样一种境地，对不对？

1931年版《送别》唱词

1927年版《送别》唱词

　　关于唱片的那些人那些事，我作为业余爱好者一直在做，也在做相关的历史调查、口述历史、唱片目录整理等等，这些工作总归需要有人来做的。就我个人来说，纯属兴趣爱好，没有任何人给予相关资助。中国唱片公司管模板的赵家琪先生曾问我：“没有人给你一分钱，你这么几十年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我想这就是热爱，对唱片的热爱，对文化的热爱。我们作为文化传承者，留存文化，研究文化，发扬文化，这是我们终生的事业。

（作者系老唱片收藏研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