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至岳阳路，自东北向西南曲折延伸。中与复兴中路、太原路相交。该路辟筑于1902年，原名毕勋路，以当时法国驻华公使之名命名，1943年10月改名为汾阳路。

汾阳路街景

　　汾阳路两旁全是高大粗壮的法国梧桐，梧桐深处坐落着一幢幢花园住宅，住宅里传出的悠扬的钢琴声、提琴声、歌声通过密密匝匝的青绿树枝荡漾在马路上空。在这条路上行走，眼前掠过一家家琴行，一不小心就会邂逅背着大提琴、小提琴或是手风琴等乐器的孩子们。音乐为这条路染上了浪漫的诗意，使之充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上海音乐学院、乐器店、老洋房、藏在巷子里的文艺场所……就好像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在短短1000米的五线谱上奏响了一曲时间的乐章。难怪有人说，汾阳路之于上海，就像维也纳之于奥地利一样，音乐的符号无处不在。

　　在静静的汾阳路上你尽可以慢慢地走，但一定要仔细地看，那一路的好精致是需要用心去好好体味的。它们大多内敛而不张扬，一不小心就会错过。

与海关有缘的两幢建筑

　　从繁华的淮海中路进入汾阳路，有一种突然安静下来的感觉。汾阳路9弄3号是现存上海最老的也是唯一的全木结构独立式花园洋房，建于1898年。这幢面向小花园的二层小木楼，带有英国早期殖民地式建筑风貌。建筑平面呈正方形，体量较小，底部被架空一米左右。台锥形翘屋顶，屋面上盖有瓦楞薄板，屋顶上各设东、南、西、北四座类似普鲁士士兵的头盔式的有翘檐的老虎窗。这些瓦楞铝皮铺设的屋面，至今已逾百年，从未更换过，足见材料质量之佳。西北角有一个小四方翘尖塔，南向屋下设方柱敞廊，外墙用木材制作成横线条鱼鳞板条，门窗均用木材制成。

汾阳路9弄3号建筑外立面

汾阳路9弄3号西北角的四方翘尖塔

　　这里曾是中国海关关署俱乐部，俗称小木楼。屋内底层正厅设置舞厅，舞厅后面走廊另一侧是厨房、配菜间，供应西点、冷饮等。东厅前间设奕棋、打扑克雅座，西厅为啤酒间、咖啡屋。二层有一微型放映室。俱乐部面向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栽植着奇草异木、四季花卉。1863年5月，英国人鲁宾·赫德来到上海，就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兼管长江各口关务。赫德是一个很典型的老派英国人，讲究规矩，职业性很强，他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50年之久。在沪任职期间，赫德建立了中国海关关署，招募了一批西籍高级职员。赫德为使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能够度过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就在中国海关关署附近的毕勋路（今汾阳路）9弄3号，建造了这幢中国海关关署俱乐部。当年一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洋人，在小木屋里寻欢作乐，消磨夜晚。随着上海娱乐建筑的增多，小木楼不再红火，后来这所别致的花园洋房便成了海关职员家属住宅，直至今日。

　　再往前走，到了复兴中路口，可以看到一个用黑色铸铁栅栏围起来的大花园，走进去，仔细一看，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后矗立着一幢高三层的红顶黄墙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在一片绿草地中，略显弧形地一字排开，房子后面是大雪松，显出一派欧洲皇家别墅的华贵气韵，犹如欧洲风景油画般美丽。这是一幢独立式、两层楼的花园住宅，建于1932年，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整幢建筑错落有致，甚是小巧别致。水泥拉毛黄色粉墙，红色筒瓦大屋面，一层和三层山墙上的帕拉第奥式窗，阳台的绞绳开铸铁条栅栏，门窗纤细精巧的水泥砂浆雕饰，窗间的螺旋形柱，底层的开敞式露台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西班牙建筑的特点。住宅的主立面朝南，临大草坪，以中间的客厅为中轴线，两侧略向前，呈不严格对称。底层围以连续拱券的外廊，正中用4根罗马柱支撑的三个连续半圆拱形门廊是主入口，二层退为平台；两侧底层设计由两根螺旋形柱分隔、三扇相连的窗，中间的窗为半圆楣，窗架以锯齿纹装饰，而两端又设计为半圆拱券廊，屋顶则以红筒瓦铺设为四坡顶，设计有屋顶窗。进入底层门厅，东侧原来是会客室，北墙壁龛里精致的灯被笼罩在铜制的雕花栅栏里，产生一种“烟笼寒水月笼纱”的美感，镶有铜边的壁橱和用暗红色的木质雕花作装饰的门框以及窗套于简洁中透出华贵。客厅西侧为餐厅，中间为大客厅，南向有落地长门通往正中廊台。窗口镶嵌螺旋形罗马柱，屋檐下有连续的双拱券排列和装饰。过道北面有宽阔的楼梯通往二楼，楼梯没有扶手，二楼正中为主卧室，东边为书房及起居室，西边为次卧室及化妆室、独用卫生间；三楼是阁楼层，朝南有三间卧室和大小卫生间等。楼上房间窗户并列的双柱用扭纹加券拱式样，非常别致。所有的窗户都很低，开阔了视野，显示出浓郁的欧洲南部建筑风情。楼上阳台全部用铸铁栏杆制作，上面的花纹显示出地中海南岸的浪漫风情。

汾阳路、复兴中路路口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汾阳路45号）

　　这幢住宅原是上海江海关为海关税务司（海关关长）建造的官邸。当时担任海关税务司的都是外国人，因此住宅的前几任主人也都是外国人。20世纪40年代，时任副总税务司的丁贵堂入住该官邸。丁贵堂是担任海关税务司职务的第一个中国人，抗战爆发后，他捐款5万元慰劳抗日将士。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宪兵队以从事情报工作的罪名，将他逮捕。获释后他又被软禁在此，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前往重庆。抗战胜利后，他以财政部特派员和海关副总税务司的身份接收海关，再次入住此楼。当时总税务司是美国人李度，他是副总税务司，因抵制国民党政府官员的“五子登科”，反对当局大搞战后物质的“劫收”，而与国民党闹翻。上海解放前夕，他暗中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参与了保护海关、迎接解放的工作，还将外滩海关大楼七楼的一间办公室，让给工人纠察队做指挥部，有效地配合了上海解放。建国后，丁贵堂被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他也随即举家迁往北京。此楼改为上海海关专科学校，现为汾阳路花园酒店。虽几经易主，但这幢建筑物保存完好，风采依旧。

享誉海内外的上海音乐学院

　　汾阳路在上海有着“音乐之路”的美称，这多半离不开坐落在这条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音乐学府。其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博士于1927年11月27日共同创办的国立音乐院。这是我国第一所音乐高等学府。成立之初，由蔡元培兼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1929年8月，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出任音专校长兼教务主任。1929年9月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经萧友梅敦请，留美返国的著名作曲家黄自出任音专兼职教员，翌年9月应聘为专任教员兼国立音专教务长，和萧友梅一起成为支撑音专的主要梁柱，并培养了贺绿汀等一批杰出的音乐家。1949年10月起，由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出任建国后的上海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如今，在校园内绿树丛中矗立着三尊塑像，他们分别是蔡元培、萧友梅和黄自。而教学楼的大厅里则竖立着贺绿汀先生的塑像。

上海音乐学院

　　在全世界5000余所音乐学院中，上海音乐学院与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并列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朱丽叶音乐学院，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难想见。这里诞生了像《牧童短笛》、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合唱《幸福河》、交响曲《长征》这样的知名乐章。建校以来，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人才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被誉为“音乐家的摇篮”。享有中国夜莺美誉的周小燕和以一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享誉世界乐坛的俞丽娜相继获得中国十大教育功臣的殊荣。

　　走入学院，叮叮咚咚的钢琴声穿花拂柳而来，林荫道上走着的人大多神定气闲，毕竟是与艺术结缘的，与外边的俗人多少有些两样。目光停留在迎面一幢有着半圆形落地长窗的洋楼前，砖红色的屋顶，用罗马柱分割开的宽大的西班牙式铁窗，楼上长长的阳台，屋子里传出来的悠扬旋律，周围簇拥着绿树红花。建筑、环境、音乐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令人遐想。现在这里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办公楼。

上海音乐学院里的犹太俱乐部

　　这里原来属于上海犹太俱乐部，当年是在沪俄籍犹太人的主要活动场所。俱乐部共有两座建筑组成，中间有空中走廊连接。现为上海音乐学院办公楼的这幢建筑完整地保留了当年的原貌。该楼为陡峭的双折屋面，有双坡形老虎窗，主立面二层为敞廊，木质构架支撑。底层砖墙，水泥拉毛墙面，半圆拱券门洞和窗洞，券身突出毛石间隔点缀。整体极富特色，局部带有北欧风格，由空中走廊连接的另一座建筑为四坡屋顶，较为平缓，有棚屋形老虎窗，立面混凝土上施白色粉刷，层间设齿形饰，柱体有凹槽处理。侧立面有突出半圆形房间，上设露台，宝瓶状栏杆。整体风格有美国小住宅特色，门前有塔斯干式双柱、三柱支撑。1932年上海犹太俱乐部开始筹建，是年8月在此开放。创始人是俄籍犹太厂商布洛赫，也是俱乐部的终身理事长。俱乐部设有文学小组，每周有“星期四”聚会；长时期内，这里是在沪俄籍犹太人的主要活动场所。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上万名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使这个原本欢声笑语的俱乐部，成了犹太难民的聚集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租界，占领了这个俱乐部。1943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在虹口设立隔离区计划，勒令凡从1937年来沪的所谓无国籍者，即来自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必须在一个月内迁进去。2月23日，数百名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犹太人被召集到这里，他们听到一个更为严厉的宣判，日本主管实施隔离区计划的官员对他们说，设立隔离区并不反映日本人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住房与食品供应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对无国籍者实行集中控制。当时，犹太俱乐部中鸦雀无声，因为这些犹太难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建国后，这两座假三层建筑分别变成了音乐学院的办公楼和礼堂。2003年9月，具有典型的欧洲古典风格的礼堂建筑被改建成以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名字命名的贺绿汀音乐厅。音乐厅的内部设计参照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波士顿音乐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和这三个音乐厅一样，都是长方形，且具有典型的欧洲古典风格，高大敞亮，典雅华贵，浅显的舞台空间与二层观众空间融为一体。这里不但是音乐学院师生教学和表演的理想场所，也成了普通市民能够光顾的东方艺术讲座主会场。

　　如今，走在这所校园里，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在这种氛围的浸染下，当年犹太难民曾经的愁苦、惊险情绪都已消解在音乐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得轻柔、淡然，犹如苏东坡所说的“回首向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是那段特殊的历史却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汾阳路20号里还坐落着一座建于1926年的西式花园住宅，它位于上海音乐学院的西南角上。这是一幢具有德国青年风格派特征的花园住宅。建筑为假三层，孟莎式双折屋面，双坡老虎窗，底层为砖墙，水泥粗拉毛墙面，半圆拱券门洞和窗洞，突出毛石间隔点缀，局部带有北欧风格。建筑面向一大片碧绿的草坪。底层二层均有外廊环绕，但形式对比强烈。底层外廊为厚实的墙基和石拱券，看上去粗犷有力度；二层为方形双柱外廊，镂空花格，轻巧剔透。风格不同但自由和谐的组合折射出海派建筑的风格特征。室内屋顶有裸露木构架，壁炉为面砖和深色木装饰，显得高贵典雅。从1927年起，这里被辟为比利时驻沪领事馆，从1934年起，比利时公使纪佑穆滞留上海时，就住在馆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领事馆关闭。1945年9月，在原址重开。1950年代，比利时领事馆关闭后，该楼一度由部队使用。1958年后，该楼主要用作音乐学院办公和接待专家之用。现在这里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专家楼，底层开设了留学生餐厅。

　　上海音乐学院靠近淮海路的一栋洋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图书馆。这幢德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有着高陡的红瓦屋顶，装饰华丽的山墙，顶上三窗相联的三角棚窝型的老虎窗，在上海的老建筑中颇为少见。这幢房子最初的主人是德国商人马丁·克里希。此人1858年只身来到上海，成了朋友泰来开设的泰来洋行的一名职员。1904年，克里希购进了位于淮海中路的一块地皮，当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购下土地后，他请德国设计师海因里希·贝克建造了一幢与自己家乡相似的住宅，以慰乡愁。建筑被设计在一块大草坪的中间，整幢建筑被草坪和大树包围。住宅为假三层，主立面朝南和朝东。朝东立面设计为重叠三角尖顶山墙，主楼的中间屋顶设计为尖塔顶，三窗相连的三角棚窝形的老虎窗非常罕见，室内的环形扶梯可以进入塔顶屋，在两侧的墙角上设计有角塔，在其他立面设计用木架构出来的眺楼，站在眺楼上可以远眺四周。上海的西洋建筑很多，但带有如此浓郁的巴伐利亚乡村别墅风格的仅此一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917年，作为德国侨民的克里希也被当作敌对国难民遣返回国，他的住宅和花园就被英商天纶洋行的大股东尼西姆收买，成了尼西姆的住宅。这幢住宅的大门原来开在淮海中路上，由于靠淮海中路一侧的土地被出卖，大门就改开到了汾阳路20号内了。尼西姆是英籍犹太人，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进驻租界，尼西姆被日军送到了虹口的“犹太人隔离区”，他的产业和住宅被日军接管，这里就成了一个日本军官的住宅。1945年日本战败后，尼西姆收回了住宅。上海解放后，旅居上海的犹太人分批离开上海，离开中国。后来这里就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室内楼道内彩色的玻璃美得让人炫目，里面堆积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音乐之梦。

　　上海音乐校园里的这些坐落于参天古树间的老建筑，宁静安详，美不胜收。默默地传承着上海音乐学院华丽的音乐之脉。

　　2007年11月27日，在上海音乐学院建校80周年的喜庆日，举行了新教学楼的落成仪式。上海音乐学院新建的教学楼外立面造型采用通长的隐框幕墙式凸窗和浅黄色石材墙面的错落布置，模拟黑白琴键的形态意象，表现出音乐的跳动和律动，强调建筑的音乐感。建筑平面则以相对完整的三个建筑组团向汾阳路西南——东北斜向展开。每组形态由一个靠近校园内部的L形体块和一个沿汾阳路底层架空的1/4音符的圆弧体块构成，三个组团间以连廊相接，形成错落的韵律和节奏。巨大的建筑体量感也因此被有意识地打碎和弱化，同校园内其他小体量的老建筑以及汾阳路上的老建筑形成了协调的对话关系。

　　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存在，这里的乐器店也多了起来，它们沿着汾阳路两边的“法国梧桐”一路跳跃过去，让宁静低调的汾阳路平添了不少活力。

欧洲城堡式的“海上小白宫”

　　紧挨着太原路的汾阳路79号的高墙深院内“藏”着一座典雅庄严的白色建筑。墙内探出高大的树枝，枝桠直伸街心。这里原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的官邸，它建于1905年，外形为18世纪欧洲城堡式，是法国鼎盛时期文艺复兴式住宅的典型实例。由于色彩和造型相似于美国华盛顿的白宫，故被称为“海上小白宫”。    整幢建筑的外墙以凿平的石块作贴面，看上去犹如一幢古城堡。建筑共三层，地面上二层半，下筑半层地下室。建筑主立面朝南，面对一个带有法国艺术风格的大草坪，大草坪后有小溪和树林。主体建筑平面中部突出，呈半圆形，半圆两侧则为平墙，有落地长窗。门前是左右双抱的露天环形阶梯，右侧楼梯入口，与左侧楼梯完全对称，体现了宫廷式建筑的恢宏气势。扶梯中间的空档内设置了一个狮子头喷泉，由电动泵控制的“活水”昼夜不停地从狮口中喷出，颇有情趣。拾级而上是一宽大平台，通过平台可直接进入半圆形大客厅，沿阶梯而下由拱门入地下室。一楼正门为券式，两旁设爱奥尼克式双柱，门窗框上均有浮雕装饰。二层顶上有阳台，周围设置花瓶形栏杆。进入一楼大厅，地坪、壁面、顶部天花都用大理石砌筑，室内装修雕刻精致，具有欧洲新艺术运动派建筑特征，从底楼大厅到三楼楼梯间的窗户采用的彩色镶嵌玻璃透露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室内花房四壁设有半米高的玻璃水池，可放养各种观赏鱼；盥洗室美丽的梳妆台旁边保留着百年前卫浴间的原始装潢，特制的淋浴室像一只鸟笼，按动水伐，水柱会从上下左右同时喷发出来。时隔百年，小白宫风采依旧，还处处流露出法式精致生活的痕迹。无怪乎，影片《宋家三姐妹》要把宋霭龄大婚的场景选在这里拍摄。

汾阳路79号“海上小白宫”

　　1932年后这里曾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江苏监察区监察使署，后来，又成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任办公地。建国初，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入驻此地。1963年5月，在陈毅的关心下，上海民间最优秀的工艺美术家相继在此工作和传艺，同时还在里面建立了工艺美术品陈列室。“文革”初期，这幢豪宅被林彪之子林立果占用。1980年，重新建立的上海市工艺品研究所迁入这里，该研究所利用自己的资源，在大楼内设立了工艺美术博物馆，将研究所收集和自己研制开发的工艺品在这里陈列和销售，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观光者前往参观和购物。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希思、拳王阿里以及埃及总统夫人、法国总统夫人也都曾光临此地，在参观工艺品的同时，也对这幢华美的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里还是现成的影视拍摄基地，除了影片《宋氏三姐妹》外，《南征北战》《大雷雨》《十兄弟》《聂耳》等影视作品的一些场景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曾经的上海犹太医院

　　汾阳路83号坐落着上海有名的眼耳鼻喉科医院，俗称五官科医院。每天到这里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们未必知道里面有两栋历史绵长的建筑。

　　1929年，在上海的西班牙裔犹太人建立犹太圣裔社，开展慈善救济。1934年2月，圣裔社依靠上海犹太富商嘉道里的资助以及本社和犹太社区的善捐开设诊所，发展成为圣裔社医院，院址设在浦石路（今长乐路）514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俄国犹太人，正式接管了这家医院，并于1942年从今长乐路迁往了今汾阳路83号的一幢洋楼内，改迁后命名为“上海犹太医院”。当时的犹太医院环境优雅，设备完备，共有床位60张、外科手术室1间以及X光机、电疗机、高压灭菌机等医疗器械。

　　现在五官科医院里的10号楼，就属于过去的犹太医院。这座建筑原名三德堂，建于1942年，外观具有法国现代主派简化的古典主义风格，主立面对称构图，使用简化的装饰性壁柱，在横竖两个方向均做三段式划分，外立面多处有弧形墙面造型，西立面还有层层收进做法。南立面室外有大楼梯直接通至二层入口。窗间使用简化的装饰性壁柱，且二、三层通高，四层单独使用壁柱，柱径减小。壁柱为方柱，上有凹槽，但柱头花饰被大大简化。五层中部退后，形成屋顶平台。两端立面采用凸窗，上下贯通。建筑上的古典装饰被大大简化甚至取消，室内外局部装饰具有装饰艺术派特征，体现出现代建筑思想的影响。如今，在医院10号楼的一些病房里还可以看到造型古典的深色木头做的壁炉。

汾阳路83号内的犹太医院建筑

　　医院里还有一座高高的水塔，水塔呈圆柱形，造型简洁，带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几何形装饰。水塔同样建于1942年，下面有石阶，塔身上开设窗户，建筑古朴的石材沧桑而坚实，令人想起中世纪的古堡。在医院南面花园里的花木丛中坐落着医学前辈的全身塑像，左面是耳鼻喉科奠基人胡懋廉教授，右面是被誉为中国眼科之父的眼科奠基人郭秉宽教授。

汾阳路83号内的犹太医院水塔

法国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白公馆

　　走在郁郁葱葱的汾阳路上，隐约可见一幢犹如一架银白色钢琴般的建筑，闪烁的路灯使得这栋屋宇略微显得有一丝孤寂和神秘。这里就是位于汾阳路150号的白公馆。这幢花园洋房曾经是国民党参谋部总长、著名桂系将领、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的寓所。如今名气不小的台湾作家白先勇就是他的后人，也曾在这里居住过几年。其实，白氏父子在这儿居住的时间并不长，而在他们入住之前的数十年间，这幢洋楼早就发生过许多传奇故事了。也许是因为白氏父子名声太大，再者洋楼墙面灰白，主人姓白，所以人们习惯上就把这栋洋房称为“白公馆”了。

　　这座花园洋房最早是万国储蓄会董事史比尔门的私宅。史比尔门本是一个荷兰冒险家，闯荡上海滩后加入法国籍，为谋取高位与法租界公董局勾结，将大量金钱填饱了自己的私囊后，便于1920年在法公董局总董官邸不远处，购地建造了这座花园洋房，于1924年建成。1941年，日本军队进入租界后，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伪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立法院长梁鸿志鸠占鹊巢。梁鸿志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国府秘书长，收藏了许多古玩字画，他入住这幢花园别墅后，经常举办豪宴，招引各路“精英”特别是日本人来喝酒游玩，酒酣之时也亮出33封宋人信札等炫耀。抗战胜利后，大汉奸梁鸿志成了阶下囚，他想以这批宋代信札从戴笠手中换回自己性命，但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他落得个人财两空。1946年6月，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这里才成了白公馆。

汾阳路150号白公馆

　　这幢建筑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显得端庄雄伟，很有气势。主建筑为砖石混合结构两层半，即俗称的假三层，不过，它的假层在底层。为了显示气派，设计者将地下室设计为半地下室。入口处树荫很密，慢慢走入，逐渐可以完整地见到这座建筑的倩影。其外形为方形和椭圆形结合，底层为由8个台阶跃上的统长露天平台，以中间突出的半圆为中轴线，两翼对称。中间为宽敞的爱奥尼克柱式的大门廊，有室外扶梯可直接通向二层正中的大客厅。二层有大阳台，由塔什干柱式支撑雨篷，雨篷女儿墙上置酒杯形装饰物与柱形对应。东墙下建有一直蜿蜒到三楼的白色大理石螺旋形楼梯，这些楼梯都设有花瓶状护栏。一层至二层墙外及西部二层墙面落地长窗间均用爱奥尼克壁柱装饰，北立面突出半圆形楼梯间，部分圆拱券窗、楣窗上部设有浮雕花饰，窗格呈几何划分。女儿墙为镂空的连续弧形花饰，整个建筑立面洋溢着浓浓的法兰西风情。从住宅朝北大门进入，当年白公馆底层为厨房、配菜间、储藏室和车库。二楼中间部位是呈椭圆形的大客厅，曾被主人作为舞厅，招待四方客人。东西两侧是耳房，下面是一片翠绿花园。三楼中间为起居室，两边为卧房，北边为佣人房。

白公馆局部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白崇禧也回了江西老家。白先勇离开上海前夕，曾与兄弟姐妹邀集了上海的同窗好友，在大客厅里跳舞。建国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了这幢洋房，曾先后作为上海画院和上海越剧院的院址。上海越剧院老院长、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的办公室在这幢楼三楼的东面一间，正是当年白先勇出生的地方。上海越剧院的艺术家们在里面练功、吊嗓、排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西厢记》《红楼梦》等越剧经典之作从这座楼里翩翩飞向了海内外。越剧缠绵悱恻的曲调飘散在洋气的汾阳路上，无意中为这条路增添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韵味。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越剧院迁往复兴西路新址，汾阳路150号整幢建筑被改建成对外开放的越友饭店，曾在越剧电影《红楼梦》中出演薛宝钗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出任饭店的经理。上海越剧院的一些前辈和演员以及越剧迷们都喜欢到这里来吃饭，似乎在这里找到了“越剧之家”的感觉，这里幽雅清静的气氛也吸引了附近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的到来。1987年，白先勇因朋友之约来这里吃饭，旧地重游，回忆起昔日在大客厅里跳舞尽欢的情景，这位多情的白公子不由发出“好花不常开，好景却常在”的感慨。

德国式双联体的花园住宅

　　汾阳路152—154号、156—158号，坐落着的“并立花园”建于1920年，两组住宅同时建造，户型相同，都属于德国式双联体花园住宅。住宅立面简洁对称，平整少装饰。底部两层为清水红砖饰面，墙转角处设有扶壁柱，上部三层券廊部分为水泥拉毛饰面，外墙材质区别明显，对比强烈。二、三层材质交界处有一圈简单线脚。四坡双折瓦屋面，屋面顶部陡峭，底部出挑明显，挑檐下设有成对木牛腿斜支撑。三层两端设半园券敞廊。开窗轻巧，一、二层外窗设木百叶。整体建筑风格舒朗大方。内部装修简洁，但具特色。

　　这两组住宅共住有四户人家，各自都有面积颇大的花园。房屋底层为车库等辅助用房，二层为起居室和餐厅，三层为卧室，四层折线屋顶内有阁楼，并开有宽大的老虎窗。建筑立面为三段式处理，屋顶坡陡，檐下有成对方形木托撑；三层外墙水泥拉毛墙面，敞廊是简洁的圆拱。住宅室内虽然简洁，但铺地、楼梯以及壁炉等细部还是很有品质的。这组住宅原为大东电报公司高级职员住宅，包括原该公司经理后兼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分公司经理、经理等高级外籍职员等都曾在此居住，其余住户还有吉星洋行、太古洋行外籍职员等。现今152-154号住宅作为普通居民使用，156号被改为Dragon Club,158号成为了高级会所——和平官邸。

　　和平官邸藏身在深深的弄堂里。进入弄堂，首先看到的是两幢老洋房民居。进入院子里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置身于绿荫丛中的和平官邸是一幢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西班牙风格洋楼，整个三层楼房子从上到下只有8个房间，原来的结构全部保留。木楼梯小小窄窄，楼梯中空一只装着暗色灯罩的吊灯自上而下垂下，与老洋房风格异常切合。花园里栽有近百年历史的香樟、广玉兰、腊梅和橘子树等，园子中间的玻璃屋四周翠竹摇曳，小溪环绕。和平官邸走的是在名人花园洋房里开餐馆的路线，所以称之为官邸。由于餐厅的包间都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名字命名，故餐厅被称为和平官邸。据说，王家卫、周星驰等不少明星也都曾来这里用过餐。

　　汾阳路与岳阳路、桃江路一起构成了一个含蓄而神秘的三角街心花园，街心花园的中央树立着一座普希金纪念碑，它建于1937年，是中苏协会为纪念俄国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而建立的。纪念碑为三面体米色花岗石纪念碑，上面是普希金半身铜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曾将铜像掠去，1947年又重新制作；文革中再次被毁，1987年又再度重建。纪念碑上诗人高昂着不屈的头颅，那张英俊的轮廓分明的脸正忧郁而诗意地凝视着远方，脸上的表情寂寞而冷峻，似乎正静静地守候着属于他的未来。纪念碑四周围绕着圆形的台阶，台阶两边有椭圆形的花坛，四周环绕着绿树芳草。每年的6月6日，是这位伟大诗人的诞辰，纪念碑前摆满了鲜花，足见人们对他的爱戴。每次经过那里，那被纷繁的世事弄得浮躁的心突然之间便静了下来。

汾阳路、岳阳路、东平路街心花园里的普希金纪念碑

　　诗和音乐不经意间成就了汾阳路诗情乐章的基调。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