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客人们
应当说一说来到这个院子里的名流了。有记者堵着我问，让我像背存折上的数字一样非得精细地说出谁来过这里的客厅，谁在饭厅里吃过饭，谁去过书房。大家都知道萨特、波伏瓦这对情侣来过，还有谁，还有……这是一本书也写不完的话题，我只能反问：还是先弄清谁没有来过吧！的确，巴老交游广泛，文坛中朋友众多，登过武康路大门的更是不计其数，还是不一一点名的好。
讲几个细节吧：
巴金曾在这里接待过很多日本友人，1961年7月12日，在寓所见过日本作家龟井胜一郎和井上靖。龟井后来回忆：“在上海，我和井上靖应邀参加了巴金先生的家宴，同巴金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围桌欢谈。这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怀念不已。”谈了什么呢？没有记下来。李小林倒记得，爸爸妈妈经常会喊她来弹琴给客人听。
三楼藏书室外的书架，中间的书架摆放的都是日本作家赠送给巴金的签名书
法国作家艾坚尔伯对这里印象也很深，尤其对萧珊的装束印象深刻。他是在1957年6月14日到巴金家的，他的印象是：
房间宽大、舒适，房前有一小院，客厅后边则是一块草坪……客厅的沙发和软椅上都蒙着布罩，巴金夫人也来到客厅里，当时在场的三位女士全都穿着旧式的旗袍。黑白相间的格子花呢，浓黑的头发中缀着一点红，并且发着幽光（那也许是一只别针？）。这一切更突出了巴金夫人严整、优雅、贤惠的韵致。这里没有，丝毫没有“蓝蚂蚁”的印象！作家本人则身着“干部服”，不过那套干部服的剪裁之精致却是在中国少有的。他表情开朗，睿智，一开始就吸引了我。
看来，法国人在巴金的客厅里看了宣传中和他们印象里关于新中国人不同的印象。
这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误会：
今天中午茅盾请韩雪野吃饭，我作陪。他谈起尹世重同志回朝后对他说，你做菜很好。茅盾问做什么菜，我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不便说明那天是大三元送来的菜，外国人不易了解。晚上告诉家宝，他大笑不止。
这是巴金1958年9月在北京给萧珊的信上说的事情。
巴金的客厅也与这个国家一起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它曾有门庭若市的热闹，也有门可罗雀的冷清。但是，真正的朋友可能不是出现在你风光的时候，而是在你不如意的时候会给你不经意送来温暖。1974年6月26日下午（据沈从文1974年6月24日致张兆和信：“已得巴兄回信，下午晚上统在家，将于星期三下午和程同去看看……”［《沈从文全集》第2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6月24日为星期一，星期三为6月26日），武康路113号来了一位客人，他是巴金30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
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
这个场景仿佛是时空的倒置，1949年沈从文遭遇困难的时候，巴金去看过他；1965年夏天，巴金和沈从文也是这样坐在沈家的院子里：
“文革”前我最后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就要动身去越南采访。是在晚上，天气热，房里没有灯光，砖地上铺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从文说：“三姐生病，我们外面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了一会，不知怎样我们两个人讲话都没有劲头，不多久我就告辞走了。
巴金不会忘记萧珊重病前，他们接到沈从文问候的来信，在一个几乎没有人敢与他们来往的岁月里，这是何等珍贵的友情啊。1974年，萧珊刚刚去世不到两年，巴金已满头白发，两位文学大师历经风雨，“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谈了些什么呢？虽然不得而知，但肝胆相照的朋友，不戴面具的交谈当然畅快！一年后，沈从文给黄裳的信中，倒是记下了当日的印象：“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沈从文毕竟是小说家，残酷的岁月割不断他的记忆和今昔对比的强烈印象。他还记得，那次来还与萧珊谈到，萧珊初到西南联大，一时找不到住处，还是他帮忙安排到办公室打地铺的事情。“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巴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外孙女已降生，母女无恙，往日接待友好的客厅，已改成临时卧房，一四川保姆正在整理床铺，准备欢迎新人。廊下似亦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多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弟不免惘然许久，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这是一位文学大师眼中的武康路113号，他用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巴金家特殊岁月中的一段记忆。
五、书房里
巴金1960年代摄于书房中
很多来过巴老家的人都没有进过巴老的书房，特别是晚年，巴金腿脚不方便，会客都是在楼下，很少带人上楼去看看，楼上的照片也不多，所以，巴金的书房也成了一个神秘的所在。以至于，我看到这样的误会，就是有一幅被称为《劫后的笑声》的照片，画面上拍的是巴金和老朋友师陀、孔罗荪、张乐平、王西彦、柯灵在一起畅怀大笑的场景。有不少人误把这幅照片当作是在客厅中照的。的确，环绕的沙发有点像，但这是在二楼巴金的书房，后面壁炉上有一尊巴金的石膏像，那是苏联的著名雕塑家谢里汉诺夫给他塑的，这是被认为最能体现巴金神态的一尊雕塑。
《劫后的笑声》摄于1978年1月10日，巴金当日的日记中记载：
祁鸣来布置环境和灯光。辛笛来电话，半个多小时后他来取去开会通知和我答应送给他的一部英译本《十日谈》。午饭后济生来，师陀、柯灵、西彦、罗荪、乐平先后来。管理灯光照明的两位同志和《文汇报》的两位同志也都来了。祁鸣最后来。两点半开始拍电视片，四点半结束。济生留在我家吃晚饭，饭后同他闲谈到九点。看书报。十一点半睡。
这些中国文艺界的名家，经历过特殊时期，获得“第二次解放”，心境舒畅，自然喜形于色。
巴金书房中的这处还真上相，还有一幅经常使用的照片也是拍在这里，那是巴金一家四口下棋的照片，就在壁炉前的这个茶几上，那是1962年11月25日，巴金日记中写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冯伯九等五位同志来拍摄生活短片（上午九点到一点，下午两点半到六点）。”
书房中书架
书房里四处是书，这些珍贵的书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先说说作家的书桌，这间书房里，巴金有两个书桌，一个是在屋内的，一个是在书房外封闭的阳台上。天冷一点，巴金就用屋内的书桌，这里曾经生过炉子，20世纪80年代后有了自供的暖气，1982年摔倒住院前，巴金一直是在这间书房中写作的。很多参观者好奇地问我，书房内的书桌上有一个玻璃罩罩的雕塑是什么？我说是恐龙，他们很惊奇，不知道巴金为什么会放这个。其实，一说就明白，他是来自巴金家乡自贡的赠品。老人一生乡音未改，乡情愈老愈浓，我曾经整理过他一小箱川剧的录音磁带，我问过小林老师：巴老听过吗？回答是：当然！
这个恐龙瓷雕是1987年巴金最后一次回家乡时，参观恐龙博物馆馆方送给他的。他是1987年10月15日由成都去自贡的。次日上午去恐龙博物馆，“参观结束，在休息室里，主人送了两个瓷做的恐龙给巴老，并请巴老讲话。巴老说：‘我来过自贡，想不到变化这么大。’”当晚听了川戏，过了把瘾。17日离开。在自贡，住檀木林招待所，巴老见屋子很大，后来见到卫生间也很大，便戏言：“这是给恐龙用的。”巴金平时话不多，但也不乏幽默。
放在阳台上的书桌，是用铁皮做的，搬家的时候我没有抬过，不知道有多沉，也不清楚当年是怎么折腾上楼的。这个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巴金妻子萧珊的遗像，这个不多说了。还有一个带支架的浮雕像，是托尔斯泰。巴金一生崇敬托尔斯泰，到晚年更觉得自己是在追随托尔斯泰的脚步。“巴金”这个笔名最早出现在出版物上，其实并不是发表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而是他的一篇译作，那是1928年10月10日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上的《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三个月后，《灭亡》才开始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１号（1929年１月出版）上连载。在巴金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家》中，处处可见俄罗斯文学精神启蒙和唤醒的作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巴金虽然没有直接翻译过托氏的作品，但他一生都与这位伟大的作家保持着情感的“沟通”，在他的藏书中，托尔斯泰的书不计其数，常常是一种作品数种版本，不乏珍本。巴金晚年曾多次提到过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年的追求成为巴金晚年奋斗的目标。在《再思录》中，巴金一再提到托尔斯泰，而主要都是：讲真话，追求言行一致。在题为《最后的话》的《巴金全集》的后记中，他写道：
我又想起了老托尔斯泰，他写了那么多的书，他的《全集》有九十大册，他还是得不到人们理解，为了说服读者，他八十一岁带着一个女儿离家出走。他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想到中途染病死在火车站上。
这是俄罗斯大作家给我指出的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
现在我看清楚了这样一条路，我要走下去，不回头。
书房会透露出主人心灵的秘密，巴金与托尔斯泰的情感，通过这一个小小的浮雕像，不也清楚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了吗？
六、花花草草
巴金故居无论是主楼还是两座辅楼，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中，在一座大花园里。但通常讲到花园，还是主楼南面有草坪的这块地方。作家矫健曾经描述他所见到的“巴金花园”：
这是一座恬静、秀丽的花园。草坪绿茵茵的，冬青树墨绿、油亮；花园边上耸立着一座洋房，门窗、屋檐的油漆虽已剥落，但也看得出一层淡淡的绿色。夕阳西下，一抹金光投入这绿色的世界，更渲染出寂静、安宁的气氛。
打开窗子，就看见巴金花园了。啊，花园那么美，花园那么恬静！那座绿色的洋房，百叶窗都关着，好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又是黄昏时候，几朵小花绽开在青草中间，晚风徐徐，小花在夕阳的余辉里摇摇晃晃……
这曾经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欢聚的地方，也是巴金散步、沉思的地方，它储存了这个家庭不同时代的记忆。巴金在文章中深情地追忆过当年养过的小狗“包弟”，更思念当年在草坪上逗着包弟玩的妻子萧珊。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
临着花园环绕着主楼的路是巴金通常散步的路，他在作品中也提到过：“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我见过一张1955年秋天的照片，是巴金一家刚搬到这里不久所摄，照片中还有靳以一家，巴金穿着西服，规矩地站在草地上。他的身后是花园的左边，只有一棵不太高的小树。右侧这边也不像有大树的样子，那么，这棵高大的广玉兰应当是巴金一家搬进来后栽的。徐开垒在《巴金传》中也提到：玉兰树和樱花都是巴金成都老家有过的花木，所以特意栽种了这两种。广玉兰如今已是参天大树了，树冠与主楼齐高，树荫也占了草坪的一大半。
1955年秋，巴金与靳以两家人在武康路新居花园合影
广玉兰树掩映中的巴金故居
在巴金1964年日记中，还记下园中种花的事情：“花店送花树来，并代种树、栽花。”“中饭后南洋花店的同志送来樱花两株，并替我们种上，现在我们园子里有了五株樱花了。”有五株樱花，可见巴金对樱花的喜欢，1955年住进来的时候，他就买过两株：
但是我对樱花早就有了感情。在我的院子里竹篱边便有两株樱花，这是我七年前用二十元的代价买来种上的。两株花品种不同，却一样长得好，一年一度按时开花，而且花朵不少。今年花开较迟，但即使在花开的时候，我从窗口望出去，篱边也还是一片绿色(篱下点缀了几朵红色和白色的月季)。……我说不出我家里两株不同的樱花叫做什么。它们都是先发叶后开花，所以盛开的时候，树上也是绿多于白，跟我在日本见到的不同。……我在自己家中有机会一年一度地欣赏樱花，这是一种幸福，我不仅可以重温友谊旅行的旧梦，我还有和日本朋友重聚的快乐感觉。……就以我这里的两株樱花为例，它们一年比一年高大、一年比一年茂盛，不过短短的几年，它们就长成大树了。
樱花让他想起日本友人的友情，也为这个园中的春天增添了怒放的欢畅。如今，巴金的花园中的草坪上还有一棵樱花，春天里她仍然开放着，想来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从文字记载看，这个园中的牡丹、月季、桂花，一年四季都装点出不同的风景，妻子的书信中经常向出差的丈夫报告花的消息：
今天桂花开始开了，金桂、银桂都绽出几朵小花来，只是靠秋千的那枝依然故我。你回来之时，当然满园芳香了。
园子里现在很美，但你回家时，杜鹃一定都谢了……
家里牡丹全开了，殷红如锦，可惜你又看不到了。
秋天，他们还种过菊花（萧珊1960年11月9日致巴金：“昨天花园的廊前又种了菊花，新买到的，虽然种子不好，但总比光秃秃的好看多了。”《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389页），老照片上能够看出紫藤，如今，紫藤已经长得苍劲有力，其中一枝缠绕在水杉上，直奔云霄。葡萄架前，巴金一家在20世纪60年代曾留下不少照片，可见这是他们欢喜的玩处。刚来不到一年，萧珊曾给巴金写信，谈到对这个园子的喜欢，可惜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但巴金的回信却保留下来了：
知道你喜欢我们的房子，我很高兴，我很喜欢我们那块草地和葡萄架，我回来葡萄一定结得很多很大了。孩子们高兴，我也高兴。希望书架能够在那个时候弄好。……我希望在上海安静地住一个时候写点东西。
如今，紫藤仍在，葡萄架照原样恢复。往事虽远，但有迹可寻。
武康路113号，巴金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后半生，这里的点点滴滴虽然都成为历史，但也不时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要想获知这些，还是请你自己走进来，自己来感受它吧。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