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徐汇区王家堂小区西北（大约在现今的天钥桥路321号天和苑小区的位置），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座黑瓦白墙的天主教堂——王家堂，其规模远逊于徐家汇天主堂。徐家汇天主堂坐西朝东，而王家堂则坐北朝南（记忆中朝南略偏东）。

　　王家堂的东边有一条土路。这是条弯曲的台阶路，即用形状不整的花岗岩铺成，整体呈南北走向略偏东，北出口在天钥桥路，南出口在斜土路，大约有一百个左右的门牌号。

　　王家堂东边的这条土路两旁多是平房，极少洋房，也有少量绞圈房子，周围还有农田和河流。这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之际，这里随着居民造屋而续渐城乡接壤了。这也决定了这里居住的绝大部分是城市平民。

　　王家堂是这条土路周边的唯一亮点。每到做弥撒的日子，王家堂大门前的小小广场亦称堂场的地方，会聚集一些小贩，贩卖糖粥、糖果、面包之类的早点，记忆中有一款切开后放入草莓果酱的罗宋面包，赚足了我的口水。大约在1954年的5月份，即天主教徒称为圣母月的那段日子，这里突然热闹起来，望弥撒的人较平时多得多，许多住在唐家西的铁杆教友也赶来王家堂。我那时尚幼，经常会随着信教的母亲去望弥撒。有一天刚到堂场，只见开来一辆黑色轿车，车停在离我们不远处，走下一个身穿长衫和脚穿皮鞋的男子，朝王家堂大门跨去。听母亲说，这位男子是上海教区大主教龚品梅神父。这天真是王家堂周围教友的节日，大家都穿得整整洁洁的，到教堂望弥撒的人很多，当然小贩的生意也比平日好得多。记得当时还有一个约定，做弥撒的神父结束后要到约定的教友家用早膳。我的父亲出身土山湾，母亲也是教友家子女，于是我家被光荣地分到一位神父（每家只限1人）。至今难以忘记那天我们全家与请到的神父（当然不会是龚品梅啦）一起吃早餐，母亲准备了米粥、油条、花生米和酱瓜，由于父亲在外商处工作，另外还切了些香肠与一盘番茄片撒些盐。神父还笑着说“这是法国人的吃法”。

　　记得位于王家堂东南、土路西侧还有一座洋房，房前有一方水泥池塘，里面养了些金鱼。我当时还小，有一次路过时吵着母亲非要买金鱼，母亲没办法，就求助这家的一个戴眼镜的女儿。这家女儿客气地说：“那就在水泥池里抓两条吧。”因此我一直很感激这家的戴眼镜的女儿，没想到我第二次见到她，却是在法庭上。母亲当时已做了治保委员，所以得以带着我旁听那年的一宗教会案件。在法庭的被告席上，送我金鱼的那家戴眼镜的女儿赫然出现，她被判了几年有期徒刑。

　　王家堂土路也有热闹的日子。大约是在1953年左右吧，政府决定为这条土路修下水道。于是有三卡送来水泥管子叫瓦桶的，我记得三卡是那时日本造的手把式三轮卡，土路虽不宽，三卡尚驶得。当时来了一批年龄参差不齐的男子，车子到了，他们忙去搬运，一边搬瓦桶、挖土、用木镇打桩，还一边唱着劳动山歌。中午会有人送来午饭，但菜却极少。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这群帮工就在施工地周围席地而坐，开始吃起来。我们一群小孩儿在旁边观望。一个中年男子从包里拿出一瓶辣酱，用筷子蘸了两下，突然旁边的一个男子也快速地用筷子朝瓶子里夹了一些。主人不响，只是朝他看了两眼。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批劳动的人都是劳改犯，就猜想这辣椒酱的主人大概有些文化，虽然不乐意自己的辣椒酱被侵占，但是想着夹酱的人实在口中无味，就克制着不作声。土路修了下水道之后，也小小地惠及了周围的居民。

　　由于王家堂这里原先是农村，所以当时的地价应该也不算贵，造房子的最初是土著农民，之后再买地造房的也多是不甚富裕的人家。在洋房对面的马路旁，倒有一排水泥造的平房；虽是平房，但装有落地钢窗，主人大概也是有些钱的。这家的男主人比较高大，早晨会穿吊带的西裤和白衬衫在那里打太极拳。他的妻子经常会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听说是个精神病人。他们家有几台车床，雇了二三个工人工作。我小时候会绕过农田隔窗观望他们作业。男主人拿着图纸指指点点，车床旁的工人不作声，只是连连点头，车下的铁屑就堆在农田旁。

　　我家住在王家堂93号，靠近斜土路，是一个有竹墙门的院落，房子是杭州人陈造坤造的。除了我父亲在外商处工作，这里的住户大多是上海的城市平民，也有一个作保作头的人（即今日的小规模房地产商人），人很高，大家叫他老长脚。老长脚力气很大，那时我们人小，他一只手臂能吊起二个小人。他在斜土路南边造了十多座竹房子，每座售价五百万元（当时币制）。那时他正与宁波黄脸婆闹离婚，娶了一个比他小许多的女人做老婆，在造好的竹房子中，挑拣方位好的一座就做了自己的新房。邻居笑他老牛吃嫩草、梅开二度，他也只是笑笑，碰到男人说他时还会递上一根香烟。但不知怎么搞的，好景不长，他突然吃了官司。听母亲说他犯了偷税漏税罪。老长脚吃了官司后，新娘子只得自力更生了，于是做起了贩卖水产的小生意。我母亲多次在她那里买回明虾，与竹笋一起红烧了吃，那汤的美味我今日仍然记得。

　　王家堂土路的西北出口在天钥桥路，路口有一家天明酱园店，自己做古法酱油，是前店后工场的生产模式。路对面有座私立小学——培才小学，我从幼稚园到小学都是在私立培才小学读的。小学操场在酱园工场旁，学生们早晨做早操闻到的不是新鲜空气，而是酱园飘来的一阵阵酱香味。酱园店老板的儿子是我同学，有时我去他家玩，他会叫伙计拿些糖果之类的送给我。有一次过年前，他叫伙计拿瓶酱油给我，还关照要头道的。这时他母亲正下楼，笑着说：“拿去吧，拿去吧，吃得好叫你的妈妈与邻居来买啊！”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广告之意吧，但在当时我是只存有感激之情的。

　　土路的南出口在斜土路，旁边是座电影制片厂，过了斜土路便是农村光景了。旁边也有河道，那是通潮水的活水浜，河边有许多螃蜞洞。小时候我也会去捉螃蜞，那是童年难忘的乐趣。拿一片头部削尖的竹板，悄悄地逼近洞口，只见螃蜞正在洞口晒太阳，猛地用竹板掐断它的退路，一只螃蜞就捉牢了。待回家把螃蜞洗净了炒熟，螃蜞的外壳从青褐色变成橘红色，看起来很是诱人，但是吃起来却很麻烦，肉少壳多，味道远没有明虾烧竹笋好。

　　要说这条土路当时多么有原始味，只要看看它周围有些什么生物就行了。我家的隔壁是华元染料厂的仓库，多年后我在一家投资信托公司工作时，还去过这家染料厂的老板吴光汉先生位于永嘉路的家中，这是后话了。华元染料厂的围墙是竹篱笆做的。一次我走在土路上，看见一个大人朝竹篱笆里注视着，便也前去观看，原来是一条蛇在吃一只青蛙。这里的居民家中会出现蛇，水沟里常见火赤链，老鼠则是家家都会碰到，野狗更是这条土路的常客。土路周围的农田盛产蟋蟀，不是青麻头那种品种，而是土黄色的品种，跳得很远，斗性也好。

　　王家堂的这条土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斜土路外的河流也早已消失了。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样地，地上原来有的道路、河流、农田，随着市政设施的不断完善，也便没有了。王家堂周围的变迁，正是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