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徐汇区政府和中华书局举办的这一次“夏衍与上海”纪念活动暨《夏衍自述文字系列》首发活动，让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怀念夏衍。

　　徐汇区的名人故居在上海名列前茅，夏衍旧居也在徐汇区。大家都知道，文化对一个城市的影响有多大，近几年，徐汇区政府陆续对外开放了多处名人故居，我很高兴地获悉，夏衍旧居也已正式列入了区政府名人故居开放计划。夏衍这个名字，对搞文化研究的人可以如雷贯耳来形容。我认为，夏衍和上海的关系非常特殊，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他对中国文化、对上海文化的发展，是一位标杆性的人物，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有人在做。这么多年来，我们不能说对夏衍的研究做得不好，事实上，夏衍研究做得相当不错，出版了很多专著，也举办了不少研究会和展览活动。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发掘和填补，就像一座高山，高度有了，但下面的很多岩石和涓涓细流还很不够，等新的史料被不断发掘出来以后，这座高山的高度就又有了延伸。

　　夏衍先生是浙江人，浙江和上海关系非常密切，很多文学大家都是浙江人，如鲁迅、茅盾、郁达夫、丰子恺等等。夏衍先生和他们相比又有他的特殊性。第一，夏衍很多早期的作品是在上海杂志上发表的。前些年我在搞文学社团研究时接触到夏衍的很多早期作品，其中最早的一些作品是夏衍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这些早期作品通过狮吼社等文学团体在上海杂志上发表。我和夏衍先生就他的这些早期作品通过信，夏衍先生也很高兴地回信给我，详细回顾了创作这些作品的经历，信中讲述了一些他以前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过的东西。这封信对研究夏衍的早期思想和文学经历非常重要。夏衍的这封信和我的相关研究文章已在《现代中文学刊》上发表，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读。

左翼文化团体上海艺术剧社负责人夏衍与剧社同人陶晶孙合影（1930年3月）

　　第二，夏衍是大家公认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以往我们研究比较多的，是在左翼文艺领导领域，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也以较多篇幅回顾了这些。但他的创作方面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说他的电影和戏剧创作。夏衍是中国左翼电影的先驱者，这个“先驱”之词名副其实，他不但是领导者，还是创造者。无论在1949年前或者是1949年后，夏衍都参与了大量电影的创作，中国最早的左翼电影就是夏衍领导创作的。但是，关于这方面，实际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没发掘，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补充。我举个例子，夏衍有部著名的话剧作品《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是他的戏剧代表作，在上海演过很多次了，不久前还演过，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影响最大，地位最高。就是这部作品，它在1949年前就被改编搬上了银幕。据我了解，影片导演是陈铿然，演员是路明和紫罗兰，适逢抗战期间，这部电影在香港拍完后一直没能放映，埋藏在地下。抗日战争胜利后，电影被挖掘出来，居然还能放映。现在能知道电影的试映就在上海的新光大戏院，时间是战后的1946年，后来就不知下落并淡出人们视野。直到今天，我们不知道这部影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它的结局如何，比如说被保存下来了，或者在哪个角落，或者是遗失了？都不清楚。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电影史的所有文章中，从来没有提起过夏衍的这部电影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追寻的线索。

20世纪40年代夏衍留影

　　有关夏衍的研究线索还有很多。比如说他的戏剧，以往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早期的就是《赛金花》，这部作品名声很大，争议也很多。还有当然是《上海屋檐下》，是大家公认的非常优秀的作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戏剧作品，如《离离草》等，它们在“孤岛”和上海沦陷时期都演出过。这方面以往的材料也是非常少，比如说他的《一年间》，这部作品在上海“孤岛”时期就演出过。本来演出广告就叫《一年间》，后来法租界的公董局没有通过，不让演，许幸之等剧团方就把剧作名改成《花烛之夜》，就让上演了，是在上海俄国剧院。大概“一年间”这个剧名容易让人联想起“抗战第一年”这个敏感词，而“花烛之夜”这名字就温馨多了，无论如何也不会和抗战扯上关系，能让租界当局放心。这部作品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直接就反映了抗战初期人们的心态，剧作的最后，天空传来飞机的隆隆轰鸣声，这代表中国空军的机鸣声正象征着抗战的最后胜利。但作品实际只演出了一个礼拜，后来就受到干扰，无法演下去了。非常巧合的是，同时期在香港，也演出了夏衍的《一年间》，它的名字改成和上海几乎一样，叫《新婚之夜》。看来统治者的心理都是同样脆弱的。上海市民在“孤岛”环境中熬过了四年生活，接着而来的是更为残酷、让人窒息的三年多沦陷区生活。1945年8月，八年抗战终于获得胜利，日寇宣布投降。在这喜庆日子，上海迎来的第一出戏剧演出居然又是夏衍的《一年间》，时间是1945年8月30日，地点在巴黎大戏院。为表示迎接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剧名改成为《抗战一年间》，突出了“抗战”两字，当然，这和“孤岛”时剧名被迫改成《花烛之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剧团在演出特刊上写道：“八年，整整的八年：在窒息的气氛里，在漫长的岁月中，上海市民，处身于敌伪的淫威之下，含垢忍辱，度着准亡国奴的生活。到今天，侵略者已向我们屈膝，八年来的血债，终于有清偿的一天，我们怎能不欢欣鼓舞，共申庆祝，来纪念这历史上划时代性的日子。”《抗战第一年》演出时，全场掌声雷动，散场后，大家满含热泪，热烈拥抱，共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八年了，第一次可以这么毫无顾忌地演戏、看戏，压抑在心底整整八年的屈辱就在这一刻倾泄而出。据我了解，夏衍有很多剧作在“孤岛”甚至沦陷期间都演过。但这方面，以往的夏衍戏剧研究做得还比较少。

夏衍参与创作的话剧《保卫卢沟桥》书影

　　夏衍和新闻界的关系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大家都知道，他办过《救亡日报》、《建国日报》，他参加过很多进步报纸，有的是领导，有的是直接参与编务，有的是写稿等等。但他和小报的关系，以往谈得就比较少，这两年开始有人关注起来，但是还有大量的细节有待填补。如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现了一份名气很响的报纸，姚苏凤和冯亦代主编的《世界晨报》。《世界晨报》创刊后在新闻界影响很大，但它的销路并不太好，它的面貌比较严肃。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寿命也很短，很快就停刊了。这份报纸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个叫“蚯蚓眼”的小专栏。“蚯蚓眼”是杂文和时评的专栏，这个专栏按照现在的看法有点像是补白，也就是每天的报纸排好版以后多出来一些空白，请人写一段上去。大家知道蚯蚓本身就是一个很小的生物，蚯蚓的眼睛当然就更小之又小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补白专栏，当时在上海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很多报纸都在谈论这个“蚯蚓眼”。那批报人不是共产党、左翼，甚至不是传统认为的所谓进步的报人，也就是普通的、旧派的小报报人。他们都在谈论“蚯蚓眼”，而且他们的评价非常高。被誉为“小报状元”的唐大郎，他就写过好几篇谈论“蚯蚓眼”的文章。唐大郎认为“蚯蚓眼”出来真是振奋人心，虽然他不认识“蚯蚓眼”的作者，但他认为这代表了小报的方向，整个小报的格局提高了，影响扩大了。他说今天我们缺的就是小报的文体，当我看过“蚯蚓眼”后我对小报的前景有信心了。另外一个叫“文落”的报人也有相似的评价，他认为“蚯蚓眼”指导了上海舆论的方向，文字又是这样的漂亮。他说《世界晨报》不知道什么原因停刊了，这让他们一下子感到了“闭聪塞明”。那批人和夏衍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也不知道“蚯蚓眼”是谁写的，这完全是一种出自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和言论。后来在其他的小报上也出现了类似“蚯蚓眼”这样的栏目，如“天下”、“旁敲侧击”等等，他们很明确地说是模仿“蚯蚓眼”的。这对夏衍来讲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却蕴含深意。夏衍用自己的思想高度和文字，获得了这批小报文人发自内心的景仰。这是他个人的魅力，也是他全局视野和文学素养的一种体现。我认为他是共产党高官中最具文化素养的人物，他是用比较平等、比较宽容的视野和别人沟通，故也得到了大家普遍的尊重。1949年以后报纸还能否办的下去，很多小报界人惶惶不可终日，唐大郎曾经说过“共产党来了，我们就要走了，我们没办法待下去了”。而夏衍则对他说：“我来了，你就更应该待下来。”1949年以后又出现了两张小报《亦报》和《大报》，然后两报合并，成为《亦报》，《亦报》又成为《新民晚报》副刊的班底，唐大郎是主将之一，“文革”后唐大郎又参与了《新民晚报》的复刊工作。这其中，夏衍都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文革”中《新民晚报》停刊，然后各地晚报都复刊，只有上海的晚报没有复刊，代表《新民晚报》写信给夏衍的就是唐大郎，后来唐大郎由于喉癌在1980年病逝，他没有看到《新民晚报》复刊。但是他已经参加晚报的复刊工作，他心里知道复刊是早晚的事情。唐大郎逝世后，《新民晚报》报社主持开追悼会，当时大家还有很多顾虑，对于这样的小报报人怎样评价？大家都拿不定主意。后来也是夏衍一语定乾坤，“他是一个有爱国主义情怀的报人”。夏衍一句话让所有事情都迎刃而解。唐大郎的女儿后来也进了《新民晚报》。这只是新闻界的一件小事，但从这些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夏衍以一位共产党高官身份和他的文人情怀去处理很多事情，以这种身份和手段去处理，很多事情就处理得非常好，在他手下工作也非常愉快。现在很多学者觉得夏衍代表一种高度，这种高度是要有很多内容填充到里面去的，对我们研究者来说，以往研究在细节和很多段落方面做得非常不够，值得我们去做更多的努力，这样的话，夏衍的全集和夏衍的研究会更加精彩和丰富，夏衍呈现给大家的面目也会更加完整和清晰。

唐大郎撰写的《高唐散记之“蚯蚓眼”之后》（1946年9月）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