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作家协会成立的时候，夏公是华东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和主席，可以说是上海文学体制的开创者,1954年改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后，夏公又是分会的首任主席和党组书记。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关心着上海文学的发展。我想在今天，我们不应忘记夏公对整个上海文学史的发展和上海文艺体制创建所做出的奠基性的贡献。

　　今天，我主要想聚焦新时期文坛，谈谈夏公和巴老两位文化前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出身、地位、思想经历都很不相同，但是在维护文坛正气、扶植新生力量、支持文学探索这些方面，两个人的态度和观点是一致的。以致某位“长官”说：文艺界有两个人最“坏”，一个是夏衍，一个是巴金。这个有趣的故事，已经写入新版的夏衍传之中，可见并不是谁编造的。

巴金与夏衍1992年10月摄于西湖

　　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是以一种历史的线性描述的文学史，而不是立体层次的文学史，这种叙述模式和研究思维大大地遮蔽了老作家在新时期文坛的作用和贡献。线性叙述，给人以前后承递、以新代旧的印象，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一个个风水轮流转，作家仿佛你方唱罢我登场，伤痕文学出了刘心武、卢新华，改革文学有蒋子龙，研究者的目光、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新出现的作家上，而很多老作家的创作就变成叙述中的“其他”、“还有”等章节，老作家们的创作在新时期文坛的作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贡献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忽略了。

　　而实际情况是，并非青年作家的出现就可以取代老作家，或者说某个作家就可以“退休”不创作了。作家也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大家在不同层面上写作，风格与特点也不尽一致，共同书写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史。所以，近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应该有一个更立体的文学史的描述方式。老作家不但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新时期的整个文坛气氛的塑造者。我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认识夏公和他们那一辈人在新时期文坛上的贡献的。

　　谈论夏公这一时期的文学贡献，自然绕不开这部《懒寻旧梦录》。他本人在一封书信中谈到，这部书提供了很多史料，但文学性好像不是很强。其实，这是一部文学性同样非常强的作品。书中很多细节十分精彩，夏公笔调简练，分寸把握恰到好处，这是他晚年一部炉火纯青的作品，比如书中讲到带着田汉去见鲁迅的细节，只有一个文学家才能写得如此精彩。众所周知，巴老晚年写了一部《随想录》，这两部作品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我想强调的是：两位老人不仅以具体的作品、文学实践给新时期文学添砖加瓦，而且，还在于通过这些文字表现出某种精神和追求，带给新时期文坛不一样的气氛和境界。

　　从大的方向上来讲，首先两人都是提倡讲真话的精神。夏公在序言里讨论的为不为尊者讳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求真精神。坚持自己的感觉，坚持自己的历史认识，这是他的性格，也是值得我们赞赏的地方。其次，夏公和巴金在回忆中，不仅提供史料，完成一种历史叙述，而且都有基于具体历史之上的反思。他们的历史反思，都达到了他们那代人很高的高度。巴老讲自己是五四之子，一直在重唤五四精神，夏公也在强调“民主”与“科学”，这个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三，他们言行中的精神风范，对新时期文学风气及基调的奠定，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定海神针。我们的文坛有夏公、有巴老、有冰心，还有很多跟他们同道的一些人，他们给作家以创作的自由，鼓励青年作家大胆探索，反对过去那种大批判和对作家创作的干涉，把握了文坛的大方向。在书信集里，夏公跟李子云等人的通信中，反复谈到文坛的气候，如果我们没有气候、没有土壤，谈什么长禾苗，谈什么长大树。从这一点来讲，不能低估他们这样一种无形的作用。没有这样宽容的支持者、坚定的探索者在开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1985、1986年曾经出现的文学上的活跃气氛，那么，莫言、余华、格非他们这代作家的一些探索的作品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也很难预料。因此，我们重新梳理新时期的文学史，不要忘了这些前辈们，真的应该感谢这些人。

（作者系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