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仅是一个近代的商业大都会，同时也是一座文化古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黄浦江畔乃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戏码头。
悠久的历史
上海的戏曲活动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元代，上海地区就有戏曲活动的记载，并出现了戏曲专著《青楼集》；那时上海松江已有演出杂剧的场所——勾栏。明代以后上海地区的戏曲演出活动更加频繁，私人家班和民间班社也迅速发展。万历年间，青浦、松江都演过昆腔《浣纱记》，今属黄浦区的老城厢豫园就演过昆曲、弋阳、余姚、太平等声腔。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对外开放为商埠后，一向以苏州为活动基地的著名昆班鸿福班、大章班、大雅班、全福班等纷纷献演申城，上海逐渐成为昆曲演出的中心。咸丰元年（1851），在原上海县署西首的四牌楼附近，出现了第一个营业性的戏园——三雅园。之后，上海又陆续兴建了聚美轩、丰乐园、集秀园等茶园。清同治以后，徽班、梆子、乱弹等涌入上海，这些茶园也兼演花部诸腔。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随着商业、交通渐次恢复，各地客商云集沪上，许多地方戏剧种如广东班、绍兴班、徽班等相继进入上海，花鼓戏(沪剧的前身)兴起于市郊。其中徽班曾一度取代昆曲的优势地位，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剧种。
同治六年（1867），已在北京称雄剧坛的京剧传入上海。这一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在上海石路（今广东路、福州路一带）建造的仿京式戏园“满庭芳”开张，派人约聘北京的京戏班来演唱。同年，巨商刘维忠又在宝善街兆贵里（今广东路、湖北路路口）建造了丹桂茶园，邀请北京“三庆班”等戏班的名角组班南来，其中有老生铜骡子（刘义增），文武老生夏奎章、熊金桂、景四宝、周长春、周长山，旦角王桂芳、陈双喜、冯三喜，架子花脸董三维、疤痢王（王攀桂），武生胖羊儿，武丑张三等。同治七年秋，丹桂茶园再度进京聘请周春奎、大奎官（刘万义）、孟七、张七、王桂喜、杨月楼及鼓师程章甫（程长庚之子）等名角到沪献演。
丹桂第一台
“京剧”定名于上海
首批南来的都是京戏名角，他们上演的戏目有来自徽班、汉班、秦腔的一些传统戏，也有不少新排的连台本戏和灯彩戏。同治十一年（1872），夏奎章在丹桂排演十本《五彩舆》，戏中描写了明代清官海瑞与奸佞鄢懋卿的故事。新的京戏戏园，新的戏目，新的戏曲剧种，引起了沪上观众的浓厚兴趣。“沪人初见，趋之若狂”（姚民哀：《南北梨园略史》），京戏一下子风靡了全城。当时有一首袁祖志写的《竹枝词》云：“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门前招贴人争看，十本新排五彩舆。”葛元煦《沪游杂记》说：“上海初不知二簧调，今则市井儿童信口成腔，风气移人，一至于此。”由此可见其盛况之一斑。
原先北京观众称京戏为二黄、皮黄或乱弹，而“京剧”首次定名则是在上海。在京班传入上海九年后，1876年（光绪二年）2月7日的《申报》上，《图绘伶伦》一文中说：“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从此“京剧”作为剧种的名称传扬全国。
至光绪初年，京剧已成为上海影响最大、观众最多的戏曲剧种。而昆班、徽班因观众锐减而急剧衰落。昆、徽艺人为了生存纷纷投身京班，采取合演的形式，逐渐走上京徽合班同台、进而化徽为京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京剧不但在剧目、音乐和表演技艺上从其他剧种吸收了许多营养，而且有些昆班和徽班演员如王鸿寿（三麻子）等还转为京剧演员。光绪中叶以后，上海的京剧受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及观众欣赏趣昧的影响，随着大批新戏的编演，逐渐显现出与“京朝派”不同的地方风格，被称为“南派京剧”。其时，京剧在上海已经盛行，京剧舞台非常繁荣，京角来沪十分频繁，如老生孙菊仙、汪桂芬、谭鑫培、汪笑侬、刘鸿声，武生俞菊笙、黄月山、李春来，旦角时小福、余玉琴、田际云，花脸金秀山、刘永春等，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还有一批名角则留居上海，如夏奎章、王鸿寿等。上海逐渐成为京剧在南方的活动中心，并向附近省市迅速传播。
谭鑫培《定军山》剧照
率先兴起戏曲改良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上海率先兴起了一场戏曲改良运动。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陈去病等人，主张把戏曲作为“移风易俗、开通民智”的工具。而真正把戏曲改良转为舞台实践的是一批爱国的、有改革精神的京剧艺人，他们编演了一批新戏，包括时装新戏，其中最早从事京剧改良实践活动的是汪笑侬。早在1901年4月，汪笑侬有感于戊戌变法中六君子被杀，就在天仙茶园上演了《党人碑》，“以刺满酋之扑杀民党”；1903年，他编演了描写张良谋刺秦始皇故事的《博浪锥》；1904年又编演了新戏《瓜种兰因》，在春仙茶园首演，该剧描写了波兰与土耳其交战，兵败而乞和，以此史事影射清廷腐败无能。除汪笑侬外，还有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冯子和等，他们都是久战上海的名角。
1904年，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本以戏曲为主的文艺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实际主办人是陈去病与汪笑侬，该刊物以“改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为宗旨。著名民主革命家、南社领袖柳亚子撰写了《发刊词》，他把汪笑侬、夏氏兄弟等称誉为“梨园革命军”，说道：“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翻虏朝之壮剧、快剧。”该刊物对京剧改良运动起了鼓吹和推动的作用。
1908年，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又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沈缦云等集资建造了我国第一座新式的戏曲剧场“新舞台”，把戏曲改良运动推向了高潮。新舞台除陆续编演了《新茶花》、《黑籍冤魂》等大批新戏外，还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灯光设备和舞台技术，在化妆、布景和表演技艺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在辛亥革命时，还参加了光复上海的关键之役攻打江南制造局，因而受到孙中山的表彰。
新舞台
京剧《新茶花》剧照
京剧改良运动催生了海派京剧的崛起。如果说，之前的南派京剧主要偏重于地域方面的特点，那么海派京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性质方面含有了近代性的特质，内容上贴近时代风云和现实生活，形式上大胆改革，吸收了新剧的写实手法等，又引进了外国题材。可以说，海派京剧开始了京剧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随着大批外乡人移居上海，一批地方戏曲剧种也随之传至申城，如甬剧、绍剧、越剧、粤剧、淮剧、扬剧、锡剧等，这些剧种为适应上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逐渐得到改造和发展。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原来称花鼓戏，主要以对子戏、同场戏的形式在农村演出。光绪二十四年（1898），许阿方、庄羽生等8人组成的戏班首次进入市区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升平楼茶园演唱，此后陆续进茶楼演出，逐步得以在市区立足。后来沪剧又效学当时流行的苏滩，改称本地滩簧，即“本滩”，以坐唱为主。1912年后，楼外楼、新世界、大世界等大型游乐场的兴建，为戏曲提供了广阔的演出场地，本滩也进入了大世界等大型娱乐场演出。不久，本滩又恢复戏曲形式。1918年，刘子云等编演了第一个时装戏《离婚怨》。1920年，邵文滨等又将本滩改名为“申曲”，从此，申曲成为上海的主要地方剧种。
“到上海唱红了，才算真红”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的戏曲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北方的京剧名角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等纷纷来沪演出，使上海京剧舞台十分红火：谭鑫培六次进上海，荣获“伶界大王”称誉；梅兰芳唱红上海滩；程砚秋18岁出演共舞台，一炮而红，后在黄金大戏院首演新戏《锁麟囊》；荀慧生在上海连演五年，“白牡丹”蜚声剧坛；尚小云在沪演出洋装戏《摩登伽女》，观众踊跃；马连良在天蟾舞台与周信芳麒马合演轰动沪上；金少山加盟共舞台，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震破六只电子管，等等。著名戏剧家齐如山曾说过：“到上海唱红了，才算真红！”
梅兰芳《霸王别姬》剧照
这一时期，久居上海的京剧演员在继承传统京剧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如常春恒、小达子、赵如泉、周信芳、林树森、赵君玉、小杨月楼、杨瑞亭、何月山、盖叫天、冯子和、欧阳予倩等，其中以周信芳苍劲刚健的“麒派”和盖叫天精、气、神统一的“盖派”最为著名。上海戏曲舞台上还出现了一批连台本戏，如《火烧红莲寺》、《封神榜》、《狸猫换太子》等，海派京剧的特点愈显鲜明。
戏曲繁荣与经济文化密切相关
上海戏曲艺术的繁荣，与它特殊的经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是万商云集的都会，有很大的文化消费需求，观众众多，这是戏曲发展的物质基础。上海又是中西文化交会的窗口，南北戏曲、杂艺荟萃之所在，新的科学技术最先试用的地方，如周信芳的表演就吸取了电影、话剧的营养，新型剧场和连台本戏则是运用了不少新的科技。这些都为戏曲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元素和技术手段，同时也造就了海派艺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特质。另外上海拥有众多的剧场、书场、游乐场等演出场所，它们大多集中在今黄浦区内。还有强大的现代化传媒，如报纸、刊物、电台、唱片厂等，对戏曲的宣传和传播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周信芳《追韩信》剧照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由于它的特殊环境，戏曲活动依然十分活跃，一批爱国艺人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周信芳的移风剧社、欧阳予倩的中华剧团编演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帝》、《渔夫恨》、《梁红玉》等宣传抗敌爱国的剧目。梅兰芳隐居上海，蓄须明志，拒绝为日、伪演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与沪剧逐渐走向成熟。越剧女班纷纷来沪，有著名艺人“三花一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以及青年演员筱丹桂、马樟花、袁雪芬、尹桂芳等。1938 年姚水娟演出《花木兰》，率先尝试改良女子越剧，同时宣扬爱国主义精神。1942年，袁雪芬更树起了“新越剧”的改革旗帜，尹桂芳、竺水招等也致力于越剧改革。一些越剧戏班吸收了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参与进来，建立了正规的编导制，主要吸取和借鉴昆曲和话剧的艺术营养，改善越剧的表演和音乐。他们编演了大量的新戏，如1946年袁雪芬领衔的雪声剧团首次把鲁迅名著《祝福》改编成《祥林嫂》并搬上了越剧舞台，引起了广泛关注。越剧经过不断改革，己成为上海较有影响的剧种。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马樟花、袁雪芬合演）
申曲迅速发展，班社林立。一批文明戏演员转入申曲戏班，编演了大量时装戏、清装戏、古装戏，申曲作为戏曲的表演形式日趋成熟。主要戏班有筱文滨的文滨剧团、施春轩的施家班等。20世纪40年代又有从事话剧、电影的人士参与进来，各剧团纷纷建立编导制，采用立体舞台装置，运用灯光、音效，在表演、音乐等多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沪剧编演了许多取材于现代城市生活或电影、话剧的剧目，如《阮玲玉之死》、《碧落黄泉》、《空谷兰》、《叛逆的女性》等。剧中人物大多身穿西装、旗袍登场，故被称为“西装旗袍戏”。筱文滨、施春轩、筱月珍、王雅琴等均为当时名角。1941 年上海沪剧社成立，排演《魂断蓝桥》，申曲改名为沪剧。这个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剧种日趋成熟，遂成为一种富有现代特点和都市气息的戏剧形式，在上海乃至江苏、浙江一带具有很大影响。
20世纪30 年代，常锡文戏在上海各游乐场、戏院频频演出。40年代初，化装苏滩演变成为苏剧，演出了《文素臣》等大戏。这段时期，大型滑稽戏也开始崛起，1942年江笑笑等先后演出了《一碗饭》、《荒乎其唐》等滑稽戏。上海的业余戏曲活动也十分活跃，涌现出许多昆曲曲社、京剧票房等。
1949 年 5 月 25 日上海解放。此后上海的戏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与社会主义时期相适应的深刻变革，并得到了新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