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曾有一组中国宝塔，寄托着一个德国修士的梦想，从一个叫上海徐家汇孤儿院的地方启航，驶向遥远的旧金山。这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对于这些宝塔进行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笼罩在宝塔上的依然是迷雾重重。我们先从一个有着中国梦的德国修士开始说起吧。
一、葛相公的前世今生
葛承亮原名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但是在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他的名字都被写成了法语版的路易（Louis），他在耶稣会士名录上的名字则按规定写成了拉丁语版的Aloysius，葛承亮是其中文名字。他于1854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今拜恩州）的特弗利芬（Triftlfing）小村。与当时徐家汇的许多学者相比，他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一不是法国人，二是农民出身，而这两点定下了他后来一生的基调。
1877年葛承亮在法国昂热（Angers）加入耶稣会，两年初学后进入当时隶属于耶稣会巴黎省管辖的英国坎特伯雷圣玛丽学院（St.Mary’s College）（图1）担任管家职务，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891年，圣玛丽学院因财政原因倒闭，原址改建神学院，葛修士不再有资格管理那些品级比自己高的读书修士们，耶稣会方面决定把他改派到中国来。
图1 葛修士来华前曾任职的英国圣玛丽学院大楼（现已不存）
为了拥有一技之长，葛承亮曾在位于巴黎色佛尔街（Rue de Sèvres）的耶稣会训练院（Domus Exercitiorum）（图2）学习机械制图，为来华打下基础。在这个曾为无数办事相公提供特长集训的地方，葛承亮学会了制作建筑的模型。
图2 如今依然矗立在巴黎色佛尔街的耶稣会圣依纳爵堂
1894年，葛承亮在学习一年中文和上海话后来到土山湾孤儿院，担任当时主任马历耀（Leo Mariot）相公的助手，在建筑与木工间任副主任。与当时很多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居高临下的态度不同，葛修士内心对中国文化很痴迷。自来华起，他就把不高的修士津贴用于收集各类古玩，并在孤儿院内部做成一个小型博物馆，曾吸引很多外国游客来土山湾参观。可惜，这些古玩绝大多数毁于1919年的孤儿院大火，侥幸抢救出来的古玩则在葛修士去世后并入震旦博物馆。
二、为什么制作的是宝塔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为什么葛修士偏偏选择宝塔作为木工部参加世博会的素材呢？
在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的介绍中，曾提到“几年以前，土山湾孤儿院的葛承亮修士，开始了他里程碑式的工作”，可见整个宝塔的制作过程持续数年。1913年3月，在参展细则还没有明确、参展专员还没有任命之前，土山湾孤儿院就已经向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申请，提到“木工部有几十个（原文使用的词证实60—80个）在中国代表性的塔”，可见在申请参加世博会之前，这批宝塔就接近完成。因此这批宝塔并非为巴拿马世博会特意制作。
在发往美国的信中，葛修士曾提到，他“也是在一些德国专家煽动下才建造了这些宝塔，那些专家答应在建成后以原价购买成品”。可见宝塔的建造与一些“德国专家”有关。这几个“德国专家”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买下这批宝塔？
当时在上海的德国人并不算多，能够以5万美元的不菲价格向葛修士订购这些宝塔的“德国专家”，只有可能来自德资的建筑事务所，或者有土木工程专业的院校；而同济医工学堂增设土木工程在1914年11月之后，那么就只能是德资建筑事务所的“德国专家”了。当时上海只有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德资建筑师事务所，叫倍高洋行（Becker＆Baedeker），由德国建筑师倍高（Heinrich Becker）和倍克（Carl Baedeker）于1905年合伙组建，两人都曾在同属拜恩州的慕尼黑大学读书，和葛修士可谓半个老乡，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来自科隆的倍克是天主教徒。
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起倍高洋行在离土山湾4公里左右的复兴中路进行同济德文医学堂（Deutsche Ingenienrschle）工学大楼工程的施工，当时倍高洋行正如日中天。1910年前后倍高洋行通过葛修士以相当于五万美元的价格定制了这些宝塔，原打算转手卖给当时有土木工程专业的学校，结果1913年左右宝塔初具规模时，倍高洋行因财政原因已无力购买这些宝塔。葛修士只能想别的办法挽回损失，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巴拿马世博会销售掉这些有“科学价值”的作品——这其实也是后来葛修士愿意半价将这些宝塔“割肉”的原因。
这样的猜测还有两个依据。史式徽曾写道：“在上海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已经习惯于由土山湾来制作他们的家具。有一些家具是欧美流行款式的翻版，而另一些则是创意于中国，并根据客户对家具的要求，把中国古代传说雕刻与现代化的舒适相结合。”可见当时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木工间还是以定制为主。另外一个依据就是，一方面葛修士及其前任马历耀修士都是机械制图出身，制作建筑模型属基本功；另一方面孤儿院在建筑模型搭建上是有经验的，1900年就以徐家汇的建筑模型参展巴黎世博会并获得大奖章（Grand prix），1903年的比利时中式小楼一书中也有一个中式小楼和中国亭的模型（图3）。
图3 在葛承亮修士指导下制作的中式小楼模型
因此宝塔最初的制作原因，可能真如葛修士自己所说，是“受骗上当”的结果。但是这个“骗局”却意外地为我们带来了今天这些美妙绝伦的宝塔。
三、宝塔究竟有多少个
对于宝塔的个数，各种记载中均有不同表述：龙美仙女士提供给某杂志的照片《宝塔一组——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表明，今天仍存在美国的宝塔有81座。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奖凭册目录上记载有87座，正文中宝塔照片数下来有86张，但是地图上数出来只有82座宝塔。1917年，江南传教区屠恩烈神父在芝加哥参观这批宝塔时提到宝塔是“80个”。那么，土山湾的孤儿们究竟做了多少座宝塔呢？
经过将两本书的目录、正文都做了比对之后，可以发现：
首先，徐家汇藏书楼奖凭册扉页上的签名“Fr. Beck”（葛承亮修士）表明，这个奖凭册原是给他的副本，这本目录也并非他所作，从两张照片背景后露出的手的高度（第13和18页）还有一块背景布上的斑斑油迹（第16页）判断，这组照片应是在徐家汇孤儿院的孤儿帮助下分批拍摄的。目录记载的87座宝塔中，仔细查看有4座是重复的，分别是51号安庆府振风塔、25号武昌府宝通塔、43号镇江府金山塔和44号南京栖霞山古塔。因为现今留存的宝塔模型中没有发现这四座宝塔，而且这几座宝塔从照片看本身并无不同，仔细看每个宝塔的下面都有一行小字“See Page **”（**表示后一个重复的宝塔页数）。因此可以判断，这4座重复的宝塔是因为共同使用同一个宝塔模型，在宝塔的计算中不能列入，目录中实际列出的宝塔为83座。
第二，该奖凭册中，有四座宝塔在目录中出现，但没有在照片中出现，他们是广西76号永福宝塔和77号桂平宝塔、78号贵阳府塔、48号合川府塔。再对照现存美国的宝塔照片，可以找到疑似48号合川府塔、疑似78号贵阳府“安顺白塔”（今名）的照片。而地图上除了上述两座塔外，还标注了76号与77号塔分别位于永福与武宣县。由此推断可能是拍照时遗漏了这四座宝塔转而拍了四张重复的，当制作目录时发现漏拍，就暂时把这几张没有照片的宝塔在目录中一律编在等待补寄的第18页。从实物看，这四座宝塔当时确实存在，不能删除。
第三，目录和正文的介绍为美国卡瓦纳神父根据葛修士的资料所写，照片中有三座宝塔没有被列入目录中，他们是84号东昌古楼（日暮楼）、85号武功县真身宝塔（第18页），以及第4页一座没有编号的安徽颍州塔。因此，照片上实际显示的有86座宝塔。也就是说，除了被列入目录的宝塔外，还有3座照片中的宝塔实际存在却没有被列入目录，因此实际计算中目录中的宝塔应该再加上3座。
第四，宝塔地图根据地域分布，在去掉了4座重复塔之后，遗漏了河南省开封1座塔（20号/80号中的一座）、佘山42号塔、苏州1座塔（40/39/28号其中一座），以及东昌古楼（正文中为84号，目录中未显示不计入），并且没有显示81和82号高丽（当时已不属于中国）的2座塔，却标上了安徽没有编号的颍州塔、85号武功县真身宝塔，以及陕西邠州1座塔（编号不明）和山西蒲州1座塔（编号不明）。因此87座目录中宝塔-4座重复-5座遗漏+4座补漏，可知地图中共有82座宝塔。
第五，现存美国的宝塔中，与目录中的83座宝塔相比，缺失了目录中有的4号普陀山太子塔、35号南京报恩寺塔、76号永福宝塔、77号桂平宝塔、60号三原县塔，多了目录中未标明、但有照片证明的84号东昌古楼、85号武功县塔，还有一座既没有照片、目录中也没有标明的塔。因此现存美国龙女士处的宝塔为：87座目录中宝塔-4座重复-5座缺失+3座增补=81座。（由于有实物证明，因此还应该加上这座没有任何资料的宝塔；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宝塔表面为本色，无任何雕刻，形状简单，应为宝塔的打样。）
读到这里读者要问了，我们都糊涂了，究竟土山湾做了多少个宝塔呢？根据以上五点可以得出，当时土山湾为旧金山世博会送展的宝塔应为：87座目录所列出的宝塔-4座重复的宝塔+3座目录中遗漏的宝塔+1座没有任何资料说明的宝塔=87座。不包括那座没有任何资料说明的样塔，当时在世博会上展出的宝塔确实为86座。
四、宝塔是否完全按照原貌
从卡瓦纳神父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葛修士制作宝塔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两个途径完成：一个是天主教会内最常用的联系方法，即亲自或者委托院长写信或者拍电报给各地的兄弟修会，并希望得到对方帮助收集辖区内宝塔相关资料和照片。而宝塔的编号顺序大致呈现同一教区（代牧区）内相对集中的现象，也恰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当时葛修士确实是用这样的方法获得宝塔信息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葛修士通过一些政府的关系，查阅了官方的一些档案和书籍。卡瓦纳神父的说法还是比较真实的，因为仔细查看宝塔序号分布就可以发现，有些同一区域的宝塔上有一两个跳号现象，而且先有连续的集中分布，再有补充的跳号，可以解释为跳号部分的宝塔是在档案或书籍中找到补录的，从而证明葛修士是先通过教会的关系制作这些宝塔，之后才去翻阅相关资料。
当时作为土山湾木工部负责人的葛修士不可能真的为这些宝塔抛下土山湾的孤儿走遍全国，因此他没有条件对兄弟修会提供的资料进行现场核实，也不可能对所查到的绝大部分资料进行现场验证。那么，错误在所难免。如28号苏州瑞光塔（Se Kwang tah），其拼音根据苏州方言拼写正确，但汉字却根据上海方言误译成“水光塔”。另外所有的藏塔都只标明曲登（Chorten，藏语“塔”），没有具体的名字，葛修士误以为曲登是这些塔的名字。还有53号太原府的“阿弥陀佛塔”，其实是山西太原永祚寺双塔中的一座，只因塔的第一层有刻字“阿弥陀佛”，当时去查看的传教士误以此为塔名。
除了名字上的错误外，还有层数上的错误。图册中有两座塔号称开封铁塔，但实际上开封只有一座铁塔，即80号塔；另外一座20号塔并非铁塔，根据对比应为开封尉氏兴国寺塔，而且仅有八层，而非模型所铸造的九层（图4）。24号景州塔（目录中误作锦州双塔）的层数应为13层而非资料中的11层（图5）。
图4 葛承亮修造的“开封塔”与开封兴国寺塔对比图
图5 “锦州双塔”模型（左）和景州塔（中）、锦州双塔（右）对比图
另外，就覆盖程度来说，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宝塔都没有能够列入，不可谓是一种遗憾！例如开封府的繁塔，不论从美学角度还是建筑独特性上，都比兴国寺塔更具有代表性。而当时管理打箭炉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在路上随便找了两座“曲登”打发葛修士，这为我们今天寻找这两座塔的原型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也造成了现存宝塔雷同度高的现象。
当时一方面由于技术所限，不论是画像还是照片，都不可能把塔的每个方位、每个角度全部记录下来，葛修士制作宝塔的时候，在实际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只能发挥想象，或者老老实实写在小册子上。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一些古塔的资料本来就有缺失，尤其在那些不属于耶稣会管理的教区，不可能叫其他修会的传教士浪费当时还比较昂贵的胶卷反复为你拍摄同一座塔，更不可能让别人浪费自己的时间为你反复查找相关资料。
尽管有以上种种缺点，但是瑕远远不能掩瑜，即使今天看来，这些宝塔模型依然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宝塔情况提供了非常多的参考。若是2002年雷峰塔重修时能参考土山湾孤儿院做的模型，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图6）。奖凭图片上展示的86张宝塔，已经有12座成为历史车轮下的牺牲品，例如32号南康府的梯云塔已于1969年拆除，如果将来有机会重建，这些古塔模型将是最珍贵不过的参考。
图6 葛承亮制作的雷峰塔模型和2002年重修后的雷峰塔
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且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的外国人，葛修士能够执着于动用各地关系收集中国的宝塔资料，投入自己当时所有的技术与精力制作这些宝塔，没有相当强的意志力，以及发自内心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是很难办到的。光是这一点，就足够使我们充分地肯定这些宝塔模型。
葛修士和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他们亲手打造的中国梦——土山湾宝塔依然在大洋彼岸绽放着如新的光芒，等待着回家的那天。
（作者系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