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居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上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内，许多花园别墅和住宅，大多为军政要员、名流学者、官僚资本家、民族工商业者乃至爱国志士集聚之地。这些“梧桐树后的老房子”不仅仅是上海重要的文化遗迹，也是见证中国历史的“活化石”。在上海湖南路、武康路交界处，位于“湖南别墅”北侧并与其一墙之隔的一幢小洋楼内，曾居住过一位在20世纪中国文坛、学界享有盛名的大家——郑振铎先生。

高邮路5弄25号郑振铎寓所

　　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笔名西谛。他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他在历史学、文物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抗日战争期间，郑振铎在上海坚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任“文艺界救亡协会”主席。解放后，郑振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局长等职。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苏联、阿富汗等国，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

　　2000年10月，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同志来沪考察文物工作，在谈到建立现代文学家文库课题时认为：现代文学家、文学史家郑振铎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很大。罗哲文同志还对郑振铎在沪的旧居表示关切。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处专家表示曾组织过在有关区域对郑振铎旧居的调查工作，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曾在静安寺附近的庙弄里居住过，经勘查核实，原有老街坊早已拆除，现已改建成新式居民区了。另外根据史料记载，郑先生在上海西区一处僻静的住宅居住过，长宁区等有关区域也组织了巡查，但是一无所获。市文管委常务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当即指示，搞清楚郑振铎先生在沪时的旧居很有必要，这是上海珍贵的文化遗产，要继续组织对郑振铎旧居的勘查考证，并做好名人故居的保护。

　　郑振铎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查找郑振铎先生在上海的旧居，意义非同一般。徐汇区文化局也要求徐汇区文物管理办公室抓紧组织郑振铎旧居的寻访、勘查工作。专家的期待、领导的支持，给区文管办的同志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区文管办的调查人员立即行动，查阅相关资料，以获取有关线索。当得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陈福康教授曾潜心从事“郑学”研究20多年，已出版《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等著作，调查人员便想方设法与陈教授取得联系，咨询有关事宜。我作为区文管办的其中一名调查人员，根据陈教授提供的相关线索，研读《郑振铎文集》第三卷，并从《蜇居散记》中找到一段郑振铎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居住情况的自述：“一年后在友人的帮助下，搬至居尔典路（今湖南路）的一条偏僻的小巷（今高邮路5弄）内，住在小洋楼的二楼，有两间房，分作卧室和书房。一大片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窗是朝东的，推开窗口，满眼的绿色。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望着这特高的围墙，我问道，这究竟是谁的住宅？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看到这段描述，我喜出望外，立即和同事赶往湖南路，在湖南别墅四周仔细辨认，终于发现有一栋掩映在绿树下、前面有高墙的二层小洋房。我们敲门而入，正巧遇上房屋主人高文殊女士，一打听，这里正是《蜇居散记》中描述的郑振铎居住的“小洋楼”，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据高女士介绍：郑振铎与高家系亲戚关系，父亲高振常的堂妹高君箴嫁郑振铎为妻，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20世纪40年代，郑振铎在上海工作期间，为躲避日寇的残害，在此居住过三四年，因此也有人称此处为郑振铎避难处。

　　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先生(1938—2012)获知其父在上海的旧居被发现的消息后，兴奋不已。2000年12月22日，郑尔康先生携夫人从北京专程赶到上海，在陈福康教授、徐汇区文管办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实地察看其父曾经居住过的寓所。郑先生站在花园内，异常激动，环顾当年父亲居住的地方，小时候对这栋房子的印象历历在目：旧居前面的那幢别墅有特别高的墙，墙上端装着铁丝网，当年从对面厨房喷出大量煤烟，弄得父亲不敢开窗。如今正对着湖南别墅厨房的那个窗口已用砖头砌上，但四周痕迹依旧。郑先生连称此处面貌依旧，确认是其父亲当年居住的地方。当郑先生走进小楼，记忆的闸门大开，他说：“买书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抗日战争上海沦陷时期，为抢救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躲避日伪的搜捕，父亲隐名埋姓，避居在上海郊外，生活十分清苦，经常以烘山芋或面包充饥，以省下钱来买书。他常常装扮成商人模样，手夹皮包溜进市区的几家旧书室。那时他买不起很好的书，先以略高于称斤论担的价钱得到若干，以后书逐渐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记得那时母亲一年总要有几次带我和姐姐去父亲居住的这栋小楼探望父亲，起初只见桌子上有些书，以后再去时，就见衣箱上、凳子上、地板上、床上到处堆满了古老的线装书，几乎没有插足之地，母亲每次总要帮他收拾一番。父亲在此居住期间，有一次去旧书店访书，看见有一堆中国书店的破旧存书，是准备卖给纸商‘还魂’的，父亲倾其囊中所有，从纸商的熔炉中，把这些书籍全部抢救出来，其中有《中国春秋》、《水道提纲》等珍贵书籍。这些书得以保存下来，成为父亲在朋友中流传的佳话。”陈福康教授插话说：“你父亲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啊！”郑先生接着说：“人们说我父亲是一个藏书家，父亲并不这样认为，他曾说：‘我不是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需要的。’话虽如此，每当人们怀念他，也总忘不了他留下的丰富藏书。父亲花尽毕生心血，收藏中文线装书和外文书共达94400余册。在他因公殉职以后，母亲即遵照父亲生前遗愿，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

　　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化名人在上海开创我国现代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他于1921年所著的《文学的统一观》，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篇论文。同年所写的《整理中国文学的建议》，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出运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文学遗产的论文。他撰写的约80万字的巨著《文学大纲》，可以说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邀约叶圣陶、胡愈之等，成立“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1935年，郑振铎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并开始着手《世界文库》的筹划和主编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成立“文艺界救亡协会”，他曾担任大会主席，积极投身爱国斗争，置生死于度外。抗战时期，他在“孤岛”秘密发起文献保存同志会，甚至潜伏在大汉奸周佛海私邸附近，积极抢救和收购图书文献资料，为保卫祖国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1941年冬到1942年底，当时作为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同志，在战火纷飞的戎马生涯中，十分关注敌战区爱国人士的安危，他多次派人从苏北秘密来沪，通过上海地下党和郑振铎先生取得联系。苏北联络员的到来，使郑振铎居住的小楼似乎活跃起来了，联络员带来的党组织和陈毅同志的亲切关怀，使郑振铎倍感温暖，更增添了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勇气和抗战必胜的信念。

　　郑振铎旧居位于高邮路5弄25号，二层混合结构，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286平方米。坐西朝东，双坡顶，白色糙面水泥墙，方窗。1942至1945年，郑振铎先生在此居住。2002年12月24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徐汇区人民政府共同举行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04周年暨郑振铎旧居揭牌仪式。2007年8月28日，郑振铎旧居被徐汇区文化局公布为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今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7周年，逝世57周年。我们怀念郑振铎先生，不仅仅怀念他在文化学术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更怀念他爱国爱民、热爱真理、追求正义的精神。郑振铎先生不愧是后世学习的楷模！

郑振铎与母亲郭宝娟、夫人高君箴、女儿郑小箴、儿子郑尔康合影

（作者系徐汇区文物管理办公室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