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巴金故居馆藏资料时，我发现一份署名为“原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全体职工”1984年5月28日写给上海市出版局党委的打印件——《关于请求确定革命工作时间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说：“去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组通字（83）34号文件对三联书店工作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作出了规定。据此我们特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特殊情况与工作种种作如上的简略陈述，请予调查核实，恳请按三联书店职工的同样或类似的待遇，将我们的革命工作时间，改自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算起……”此事最终如何解决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份报告中，叙述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的历史，倒是难得的一份史料。
《关于请求确定革命工作时间的报告》书影
文生社自1935年创立到1949年改组，巴金先生曾担任总编辑十四年，经手出版了数百种图书，这是他在创作之外，对于推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越来越得以彰显：经他之手推出的新人新作，很多都成为新文学的名家名作；文生社介绍的世界名著，很多至今仍在重印，哺育了几代读者。更值得一提的是，文生社成立两年后即遭逢全国抗战爆发，在八年抗战的艰难环境中，它屡遭劫难，却坚韧地成长起来，体现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艰苦卓绝、奋斗不息的精神，也展示了文化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当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之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个“长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文化长城，它们至今仍然发挥着精神驻守的作用。
一、文生社的创办及基本情况
这份报告的前半部分，谈到了文生社创办人和它的出书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出版社的历史：
（一）创办人全是当时的进步文化人：吴朗西、伍禅、丽尼、巴金（巴金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伍禅是历届人大代表、致公党副主席）；出版社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般商业机构，而系为了进步文化事业而兴办的同人组织。五二年的“五反”运动，出版社得上级通知免于参加，这恐怕是当时上海出版图书业中极少的例外。较早地于1954年主动申请并入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
（二）出版社成立于1935年5月，正处于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第三个时期的后期（见《毛选》合订本第692页），也正是旧中国经济衰退，文化事业不景气，出版界与书商都不愿出版革命文艺、进步书籍（要遭反动统治的查禁）的时候，因之成立之初立即得到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积极支持。鲁迅先生不仅把自己作品交给这家出版社印行，并在业务上予以指导，更在资金上给它方便与帮助。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讲到鲁迅关系密切的出版社时说：“有关系较早的北新，有后起出书较多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三）出版社不仅是出版了鲁迅后期的全部著、译，茅盾的书，由于主编人巴金的努力，在编印的各类丛刊、丛书中出版了大量左翼革命作家作品，团结了广大的、各方面的作家，培育不少进步青年作者。不少作家而今已是闻名于世的大作家，不少人成为文化界领导人。出版的作品流传至今，有的已成为新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民族文化积累。因之有同志为文赞说：“这是这家出版社对新文学运动的一大功绩。”（详见《新文学史料》82年3期《记文化生活出版社》一文；及《上海出版工作》82年11期《关于“文生社”》文中）。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出版社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般商业机构，而系为了进步文化事业而兴办的同人组织”，的确是文生社独有的特点。其一，它是同人组织，是吴朗西、巴金等具有共同信仰的朋友一起创办和经营的，这使出版社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一点很重要，它保证了出版社始终能够坚持自己的精神理想，不论外界的环境如何变化，能够保持自己的出书方向，从而也很快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其二，也与这种同人组织紧密相连，出版社的创办人，无论是吴朗西，还是总编辑巴金，都是不领取出版社工资的义务劳动者，多年如此。“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般商业机构”，在这上面也得到了具体体现。没有私利的参与，也保证了他们理想色彩的坚持。本来，做出版工作是不能舍弃现实的经营条件的，文生社在经营上自然也有很多策略和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它的这两点精神性的原则，使之在现代出版史上独树一帜，并为今后探讨知识分子的理想实践道路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谈到文生社出版的图书，最负盛名的恐怕要数《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和《译文丛书》三种，合计出书260种以上，内容既有新文学作家作品，又有世界名著的绍介；有文学作品，也涉及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三种丛书出版的时间几乎贯穿文生社全部历史，也是文生社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作出的最为具体的贡献。《报告》中提到的文化业绩，绝大部分出自这三套丛书。
抗战期间文生社出版的《文学丛刊》书影
至于鲁迅与文生社的关系，除了他晚年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交给文生社刊行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鲁迅1935年给萧军的一封信中看出他对文生社的信任和支持：
刘兄：
有一个书店，名文化生活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十二本。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五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倘可，希于十五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他们可以去登广告。
这十二本中，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我是译文社的黄先生来托我的。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此布，并请
俪安
豫 上 九月十夜
二、巴金的文化贡献
（五）抗战开始分设在桂林、重庆、成都等地的出版社除继续大量出版进步文化书籍，团结广大进步作家外，主编人和职工都积极参加当地的各种进步活动，团结在党领导的文化事业的周围，成为进步的文化运动与新出版业的中坚力量。四四年桂林社与地下党员进步文化人周钢鸣同志关系较密，经常来社，因周的关系支持过进步抗日剧团（如剧宣四队、二队，新中国剧社），赠送本版图书。四四年开始重庆社更是团结在党领导的生活、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周围，积极参加以黄洛峰同志为首筹设的联营书店，主要骨干是“上杂”的张静庐、“文生”的田一文（现在汉口，作家，退休）、教育书店的贺礼逊等。胜利后复员上海的出版社及留守的重庆社分别团结在以黄洛峰、万国钧等同志为首的上海新出版业中，及重庆三联书店仲秋元周围，与反动派作斗争，进行各种反内战、反饥饿的宣传，以及其他活动。仲被捕入狱（六·一大逮捕），“文生社”则成为主要骨干，积极组织新出版业同行，更成立市图书出版职工联谊会，进而迎接解放。上海社同时参加了上海新出版业的职工联谊会，积极活动。均有案可查。
文中讲到的桂林、重庆、成都等地分社，几乎都是巴金亲手创建，在经济困窘、物资紧张、印刷条件恶劣的战争时期，做出版的难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一面是敌机的日夜轰炸，一面是文化人白天奔走印刷厂、邮局，夜深人静时灯下校对文稿，他们如同修筑万里长城一样，一砖一石，无不耗尽心血。有时候，苦心经营的事业，又瞬间在炮火中化为灰烬，使物质和精神饱受双重折磨。1938年3月，巴金离开上海来到广州，在惠新东街20号组建了文生社的广东分社，并着手复刊《烽火》等杂志和丛书。1938年10月20日，在广州陷落前十个小时，巴金、萧珊、林憾庐、李采臣等人携带着《文丛》第2卷4期的纸型离开广州，而已经排竣的《烽火》第21期校样，因为没有制成纸型，随同出版社其他存书都葬身日军炮火。“一九四四年湘桂战争中桂林的大火烧毁了我的住处，两个竹书架的书也完全化作灰烬。”（巴金：《〈快乐王子集〉后记》）那一次，一同被烧毁的还有文生社桂林分社的存书。
巴金（1942年摄于重庆）
文生社抗战期间的图书广告
巴金在文章中，曾描述战火中编书、编刊物的艰难，同时，也表达了文化人的坚定信念：
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去印局几次催送校样，回“家”连夜批改，结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取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已经越过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就仓皇地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二十一期《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竣，可是它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二十一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事。现在我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
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写给读者一》[《文丛》]，1938年11月25日写于桂林，《巴金全集》第17卷86-87页。）
在接下来两期的编辑中，巴金与桂林这座城市一同经历了炮火的洗礼：“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还不曾忘记你们。”（《写给读者二》[《文丛》]，《巴金全集》第17卷88页）死亡并不能毁灭他们抗战的信念，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激励下，中国文化人履行着自己神圣的使命。
八年来，巴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的，在广州、桂林、昆明、重庆，不论多么艰难，不论遭受了多大的困难，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呵护着小小的文生社的决心和行动从未改变，将控诉的声音传播出去，将中国新文学最美的声音传播出去，将人类文明的火种传播开来，《文学丛刊》、《译文丛书》、《现代长篇小说丛刊》、《文季丛书》……这些丛书和其中光辉的名字，早已写在了民族的文化史上。八年抗战中，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出版第五、六、七三集，共40种（第五集有八种为战前出版），其中有陆蠡《竹刀》、罗淑《生人妻》、萧乾《梦之谷》、吴伯箫《羽书》、曹禺《北京人》、巴金《龙•虎•狗》、李健吾《咀华二集》、艾青《北方》、卢焚《马兰》等影响深远的作品。《译文丛书》在抗战期间，陆续出齐了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出版了托尔斯泰《复活》、契诃夫《樱桃园》和《万尼亚舅舅》、高尔基《阿托诺莫夫一家》、罗逖《冰岛渔夫》、纪德《伪币制造者》、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多种世界名著。在抗战期间，文生社特地推出了适合战时阅读的文学丛书，《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呐喊小丛书》、《呐喊文丛》即属于此类。在出版《文学丛刊》的同时，巴金始终关心新文学的最新创作，为历史积累文学财富，《现代长篇小说丛刊》、《文季丛书》、《文学小丛刊》的编辑，可以视作他在这方面的努力。《现代长篇小说丛刊》包括靳以《前夕》、骆宾基《边陲线上》、老舍《骆驼祥子》、沙汀《淘金记》和《还乡记》，以及战前出版的巴金《雪》、萧军《第三代》等十余部长篇小说。《文季丛书》自1939年出版至1949年，共出版作品30种，有散文集：艾芜《海岛上》、靳以《红烛》、李广田《雀衰记》、沈从文《烛虚》；李健吾的戏剧《撒谎世家》、《这不过是春天》、《黄花》等；诗集：艾青《火把》、孙毓棠《宝马》、何其芳《预言》；小说集：张天翼《同乡们》、《速写三篇》，巴金《还魂草》等。《文学小丛刊》从1939年起出版至1948年，共出版3集17册，有艾青的《大堰河》、师陀《无名氏》、罗淑《地上的一角》、沈从文《昆明冬景》、杨刚《我站在地球中央》、李健吾《希伯先生》、巴金《小人小事》等，这也是一套囊括各种文学体裁的小型丛书。
抗战期间文生社出版的《烽火小丛书》书影
抗战期间文生社出版的《文学小丛刊》书影
黄源在怀念陆蠡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巴金的编辑眼光。在《文学丛刊》中，收有三本陆蠡的作品，“《文学丛刊》中很有些是巴金约请，经过我手交去的稿件，或由我推荐给巴金的，而圣泉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圣泉比巴金早，受益于圣泉也比巴金多，但陆蠡的散文列入优秀作家之林，完全是巴金的眼力，在译文上也是这样。”（黄源：《一个崇高的心灵》）编辑工作也花费了巴金大量的心血，占去他不少写作的精力。1945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巴金说：“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生活乱、事情杂是主要的原因。我不能说我整天全没有空，不过拿笔的时候，我的确抽不出功夫来写信。我在书店快做了一年的校对，看校样看得我想自杀。我的一部小说因此至今不能交卷。”（巴金1945年7月7日致杨苡信，《巴金全集》第22卷第5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这是一位杰出作家的巨大付出，它哺育了抗战中的文艺之花。然而，晚年谈起这些，他却平淡地说：“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巴金全集》第16卷第4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三、为国捐躯的文人
（四）出版社一九三八年曾掩护过党员于伶同志（著名剧作家，上海市影协主席，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一九四一年掩护过来自新四军的党员干部黄源同志（现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作家），他们都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借住过不少日子。四二年日宪兵司令部通过法租界巡捕房查抄去出版社进步书刊二大卡车，出版社负责人陆蠡（散文家）被捕，惨遭杀害死于日本宪兵司令部狱中。
陆蠡遗像
《报告》中提到，文生社留守上海的负责人陆蠡，他不仅是一位著名散文家，而且是国家民政部1983年追授为烈士的为国捐躯的文人。陆蠡（1908-1942），字圣泉，浙江天台人。1924年就读于之江大学，1927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1931年毕业后到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任教，在这里与友人吴朗西、陈瑜清、伍禅等创办泉州语文学社。1933年与来泉州访问的巴金结识。1934年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任教。1935年文生社创立时，这批朋友成为文生社的主要创办人和编辑班底。抗战爆发后，巴金、吴朗西等人辗转内地，陆蠡则坚守上海大本营，维持文生社的运转。1938年，陆蠡创办了科学、文化综合半月刊《少年读物》，推出《少年读物小丛书》、《少年读物丛刊》、《青年读物丛刊》等子系列丛书，又推出《现代生物学丛书》、《少年科学丛刊》等科普丛书。
陆蠡部分作品书影
与此同时，巴金等人在内地组织的稿件，也发到上海陆蠡这里排印。在战时的条件下，这对双方都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靳以的长篇小说《前夕》长达四十余万言，因为内地出版条件很差，只好商请处在“孤岛”的陆蠡来排印。靳以请人全文重抄一遍，由于不能全稿同时邮寄，只好分装在200封信中，依次编号陆续寄出。为了防止敌伪检查、扣压，发信和收信人的名字都不断更换假名，且易地分寄，每一天只能寄三五封，用了几个月功夫，才把全稿寄完。而陆蠡这边，收到信后，一面编辑，一面发排，两厚册大书竟是这样完成的。
文生社在上海出书，还是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一部分在别处寄售的书曾被巡捕房搜去，据说是有抗日的嫌疑。陆蠡知道这一情况，但职责所在，他仍然坚守岗位。1942年4月13日，魔爪伸向了出版社，当天卢家湾捕房查抄文生社，并砸开书库大门，拉走两卡车图书。他们声称要找负责人，恰巧陆蠡有事不在社里。回来后，耿直的陆蠡不听别人劝阻，执意要到巡捕房去讨个公道，不料，这一去就不复返了。
当时在上海的朋友朱洗在《纪念陆圣泉先生》一文中曾描述陆蠡失踪的经过：
他于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下午进入拘留所。当夜九时我和吴金堤先生等去中央捕房六〇三号房见到他一面，不久解入虹口日本宪兵拘留所。虽与外界隔绝，但间接还能知道一点消息。这类消息自从同年七月廿一日便再没有了。……现在我又想起前次有一位北方朋友曾与陆先生同住一间牢狱中，他脱险出来（卅一年七月廿三日），自动至文化生活出版社时，他说道：“陆先生太硬性了！他宁死不屈。在审问时，日人问他：南京政府好，还是重庆政府好？陆先生答道：重庆政府好！又问他：汪精卫好，还是蒋介石好？陆先生答道：蒋介石好！又问他：日本的大东亚政策成功不成功？陆先生又答道：无望！”照此看来，陆先生明明是一个有正气的预言家，但是他的性命恐怕就牺牲在这几句正气的预言上头了！
其实，陆蠡在被捕前，刚刚再婚不久，“他亲自一家一家往朋友家里跑，腼腆地邀请大家吃喜酒，似乎浑身都洋溢着幸福感。”（柯灵：《永恒的微笑——纪念陆蠡》）巴金说：“有一个时期，我们还梦想第二天早晨他提着一只箱子在外面叩门。”（巴金：《怀陆圣泉》）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但却从未从朋友们的心中离开过。巴金这样高度评价这位仅仅活到三十四岁的朋友：“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重视他人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巴金：《怀陆圣泉》，《巴金全集》第13卷第5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945年，是抗战胜利之年，也是文生社成立十周年，想到这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巴金再一次表达了在大时代中一个文化人的决心：
十年流矢般地过去了。我没有能够摆脱文化生活社的事情。而文化生活社也始终没有打好一个牢固的基础。而这其间，我们的国土遭受到敌骑的蹂躏。在抗战中文化生活社尽过它微弱的力量，也遭受过不小的损失。（作者原注：在广州、金华、桂林，十万册以上的书烧毁在敌人的大火里；在上海，一个友人同着两卡车的书被带进虹口敌人的宪兵司令部，至今下落不明。）可是它仍然存在，虽然不健康，但它毕竟活到十年了。这十年虽然飞如流矢，却也过得不易啊！为了庆祝它这十年的生日，我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我非但两手空空，而且“心贫”。我只好求助于屠格涅夫，向他借一份礼品。他不会拒绝我。花去三个星期，我译完了他的散文诗。我借用他的一句话送给这十岁的孩子：我们要继续奋斗！
“我们要继续奋斗”，不论在什么时候，这都是催促我们前进的鼓点，是引领我们努力的号角！
（作者系巴金故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