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省“现代性”：新比旧好？
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大规模城市开发与改造中，历史城区的保护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难题。由于此前几十年中好几次“现代化”运动遭遇重大挫折，“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大变样”热情极其高涨，恨不能在“一年”、“三年”之内拆掉所有旧建筑，在四十年未变的市中心都盖起高楼大厦、高架桥、大广场，以证明“现代化”的成功。在老城市拆除殆尽、用低标准的马赛克墙面建筑取而代之以后，近十年里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破坏性建设”的愚蠢行为，它破坏了城市的文脉，隔断了传统，新建筑并没有换来高质量的城区生活，更不要说欧美“后现代”城市那样人性、人道的城区风貌。我是在1988年扩建吴淞路、建造苏州河闸桥的时候，在《青年报》发文，提出城区保护的想法，当时无人喝彩。现在，由于同济、复旦一批学者的呼吁，学者、官员和市民终于在“遗产保护”、“文脉传承”等概念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建设性破坏”的局面仍然停不下来，文化遗产的保护极其艰难。
1985年，中国政府签字承认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巴黎）。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但是，新近的文化遗产保护共识，并未阻止不断的拆除行为。为什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是如此艰难？不是我特别地“唯心主义”，强调观念，而是我们的认识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一致。我要说：毛病仍然出在拆旧建新的观念扎根太深。大多数人，包括主张拆的建造者，等着拆的待迁户，都还是认为“新比旧好”。“新比旧好”，旧的建筑不摩登，不方便，不人道，这样的观点是从1910年代上海拆城墙、1950年代北京拆旧城就开始的，根深蒂固。所以，分析现代中国人喜新厌旧的风气，先要反省“现代性”。
拆旧建新，建设现代化，法国人在1830年代大做特做。巴黎市政对传统的破坏，始于拿破仑三世（1808-1873）在1850年代的奥斯曼计划。为了完成路易国王“北方罗马”的梦想，巴黎大拆大建，大兴土木。19世纪后期，巴黎反省了自己的“现代化”，认为保存旧有的建筑和城市格局，更能体现作为欧洲中心的地位，停止了在市中心建造现代建筑。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基本上是一个十八、十九世纪的城市，零星地保存了一些中世纪街区。1996年，我访问巴黎法国人文科学院，住在一座拉丁区Rue Seguier一座16世纪院落里，基本设施完全现代。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生活连在一起，非常神奇，巴黎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大都市。北美城市历史较短，1871年芝加哥大火以后，一直是毫无负担地发展“现代派”新建筑。但是，“二战”以后，北美也有了历史遗产，学者便对“现代性”做出反省，简·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提出了“老建筑的必要”。此后，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甚至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也开始保护和修复自己的传统建筑。纵观世界，欧洲文化遗产丰富，较早意识到需要保护、维护和更新传统建筑；北美文化遗产以近代建筑为主，“现代化”运动强劲，因此对于“现代性”的反省开展较晚，但现在也已摒弃大拆大建的文化破坏。
上海是一个从明、清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港口城市发展而来的传统城市，“五口通商”以后，发展为国际著名的现代大都市。上海的明清建筑，相当于欧洲十五、十六世纪的建筑，可惜在清末民初的现代化运动中，我们接受了“现代派”观念，城墙、古宅、村落、寺庙，拆除殆尽，只留下豫园、书隐楼寥寥几座老建筑。那些主张用拆旧建新来实现“现代化”的人，只要看看上海南市就可以知道，100多年里，我们拆掉了一座繁华的明清古城，建成的却是现在公认的“下只角”。1843年到1949年，上海在一百年间建造了一个巨型的现代大都市，留下一大笔遗产。即使拆光了明、清古代建筑，上海还有十九、二十世纪的近代建筑值得保护，码头、工厂、洋行、银行、公司、商场大楼以及石库门、里弄、新邨、别墅住宅，在21世纪的眼光中相当经典。上海的城市文化遗产虽不及巴黎、伦敦、柏林、圣彼得堡等欧洲旧都，但不比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多伦多逊色，肯定还比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温哥华、悉尼等城市更古老一些。上海，应该是一个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因素的的复合城市。我们说：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是具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多样性”的城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上海是一个“后现代”城市，在中国具有特殊性。可惜的是，我们仍然把上海混同于一些后发城市，称之为“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急迫的“现代性”，使得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遗产而大拆大建，斩断了上海的文脉。
大拆大建地搞“现代化”，并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先进价值观”：“后现代”的文化尊重传统，喜欢与古人共处；环境保护思想主张节省能源，主张循环利用；自然主义思想认为城市规划有文化、古迹、老城区是一种和谐。巴黎、伦敦、波士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都已经采用了这个价值观，中国政府也已经加入了联合国UNESCO的“遗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公约。因此，我们一定要摒弃在“进化论”流行时代的“新比旧好”的观念，保护自己城市的“文脉”。
二、上海和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
虽然已经拆掉了那么多旧建筑，上海留下来的旧城区规模，仍然是全国最大的，总的规模比北京保护下来的“皇城根”大许多。2003年，上海市公布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约27平方公里。北京城保核心区域的故宫仅0.72平方公里，加上不断被蚕食的周边环境，应该不足10平方公里。上海城保最完整的区域，除了“外滩风貌区”之外，就是徐汇区以武康路、衡山路、复兴路为核心的衡山路—复兴路风貌区（湖南、天平街道社区）。徐汇风貌区中最突出的是武康路，2011年被评选为“全国历史文化名街”。有人说，国内各大城市中，上海属于历史风貌保存较好的城市，其实，汕头老城、厦门鼓浪屿的整体保护也很好。之所以有“上海更好”的感觉，是因为游客看到徐汇区的街道上，法国梧桐树下还有着成片的连续性。
近代上海一路往西发展了100年，今天的徐汇区是在1930年代以后才成熟的。在“十里洋场”发展过程中，从“外滩源”到“徐家汇源”，中间还有静安区、卢湾区，历史建筑更加经典，但在20年的拆建运动中已经支离破碎，不成“风貌”。整体而言，上海的近代建筑在徐汇等区域仍然存有“历史风貌”，其原因有三：第一，上海在1949年以前留下来的旧建筑规模庞大，房屋总面积有4679万平方米（据《上海房地产志》），虽然每年以上百万平方米的速度被拆除，仍还有很多“旧里”伫立在那里；第二，上海在历史上形成的建筑群体比较现代，石库门、新式里弄、新邨、公寓、别墅和众多公共建筑，建造标准都是全国、甚至世界一流，有东印度公司式、中西混合式、Art Deco，“万国建筑博览”的旧名仍然流传，毕竟还舍不得拆；第三，同济大学建筑系和城市规划系，早在1960年代就为外滩、静安、卢湾和徐汇等“优秀近代建筑”登记造册，为后来的“城保”做了准备。这方面罗小未、陈从周等前辈早有贡献，郑时龄、阮仪三、伍江、张松等教授的工作继承了前辈们的事业，艰难前行，令人敬佩。
说实在的，建筑规划学家在城保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人文学者。人文学者的想法是观念性、理想型的，落实起来比较困难。有的决策顾问常常讥讽“遗产保护”的主张是“理想主义”、“书呆子”，“自己住新房子，让人家住破房子”。我在想，这些人要么是不懂得遗产保护原理，我们并不是主张原封不动的“博物馆”，而是要像巴黎那样合理修复，古为今用；要么他们就是揣着明白说糊涂，为投资人、房产商等拆迁者寻找理由，拿到地皮。还有，人文学者和工程师的身份不同，他人的看法也就不同。阮仪三等规划师躺在推土机前，恳求留下周庄古镇、“外滩源”划船俱乐部，这是“保护”。可是，如果人文学者也出现在拆除现场，那就是“闹事”，还有谁敢？尽管建筑学家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但他们毕竟能够影响设计师、投资人，乃至市政当局。所以，这里再一次呼吁：人文学者有口动口，有笔动笔，设法改变大家的观念；工程师、设计师、投资人、地产商，还有政府人士，请你们多多倾听建筑规划学家的意见，遇到“历史文化遗产”的时候，手下留情。
虽说上海已经有了遗产保护的共识，也划定了一定的“风貌区”来保护，但目前还缺乏全市性的法规。真的遇到要求拆除有135年历史的土山湾圣衣院的动议，教区、街道、区级机构、NGO组织，都是没有能力阻止的。还有，现在的保护工作，大多是区级宣传部、文化局、统战部、文史馆在主持，规模小、经费少、宣传力度不足等都是问题。各区都只能做一些临时性修缮维修，如多伦路名人故居；功利性经营开发，如田子坊、老场坊、红坊、M15；冻结性保持原样，如外滩源风貌区大部分大楼。像“外滩源”这样大手笔的资产置换、经营开发，只靠新黄浦集团一家支撑，难以持续。相对而言，徐汇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为突出，且成功有效。如武康路、徐光启墓地、土山湾及民国名人故居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都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徐汇区的成功经验，也只是区级层面，湖南、天平、徐家汇、华泾等街道（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做成了这样的成绩。总之，没有全市性的社会动员，以及合理的房地产产权的认证、置换、交易、持有、修缮和经营等等法规的调整，上海老城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仍然会面临诸多困难。我对于徐汇区文化局、徐家汇和湖南、天平街道保护自己乡土文化遗产的工作深表敬意，但对于后者却并不乐观。
徐光启墓前石牌坊（左：1934年；右：2014年）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这样的困境也不是上海的个案。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如广州、汕头、厦门、宁波等1840年以后经历过“第一次现代化”的近代城市，都面临和上海相似的中西文化遗产保护的难题。在这些城市中，所谓的“殖民地”建筑要不要保护，曾经成为大问题。上海已经保护下来的汇丰银行大堂马赛克壁画，才是“高大上”，完全“世界主义”，但也并不完全合法，只是有限开放（不宣传，不照相）。目前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主要是功利性的原因，如修复经费短缺、土地征用获利、居民急于改善居住条件等；但是，有时候致命性的却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例如济南德国风格的火车站的拆除和重建争议，就是围绕着“殖民”问题展开的；北京、南京城墙的拆除，苏州城里人民路、干将路的开凿和改建，都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在北京、西安、苏州、杭州等古都、古城里，“封建文化”是不是要保留，这也还是问题。现在不说它们是“反动”，但说它“陈旧”、“落后”、“阻碍进步”，仍然还是这个意思。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西安把明代府城墙保下来了，可最近二十年城内建起了几十层高楼，标准很低，十年之后就贫民窟化了，又面临改造，这不是一种教训吗?
三、开拓与经验：徐汇区的文化创新
徐汇区在当前全国性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中，开创出一条新路径，摸索出一套新做法。我作为一个十多年来的见证者，对于他们的责任和能力都深表敬佩。徐汇区文化局，以及徐家汇、湖南、天平街道、华泾镇的同仁们，十年中间建造了土山湾博物馆、徐光启纪念馆；修复了徐汇中学、市四（启明）中学、徐家汇大教堂；另外，徐家汇藏书楼、气象台也得到了保护和开发。徐汇区还利用“徐家汇源”的遗产资源，申请到了4A级国家风景区。华泾镇的黄道婆纪念馆，是市区范围内保存的唯一能追溯到元代历史的纪念地，让市民们看到上海原来就不是“一个小渔村”，古代就有全国最为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湖南街道近年来开辟的“全国历史文化名街”武康路，更是呈现出徐汇区在中国近代文化的辉煌段落，那么多的重要人物都在这里生活，见证历史。徐汇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创新在于，它突破了旧意识形态的束缚，承认了天主教耶稣会留在徐家汇、土山湾的文化遗产，并加以维护、开发和利用。徐光启墓地修复与徐光启纪念馆的改建，则打破了“封建文化”、“宗教迷信”的禁忌。“徐家汇源”、武康路名街的保护和利用，都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传统束缚。在撕掉“殖民”和“封建”的传统标签之后，我们用“中西融合”、“海派文化”的新理念来理解明清以来、开埠通商以来的历史，就能更好地领略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
修缮后的徐汇中学崇思楼
修缮后的南春华堂
在今天的湖南街道武康路社区，我们看到了更加具体、且落实为建筑规划层面的制度创新。我认为：徐汇区文化局在武康路找到了一条全新路子，即不搬迁居民，不做商业开发，不拆建任何旧建筑，也不增加许多商业、旅游、观光的新功能，只是在现有的社区特征上面加强维护、提纯文化，整理出更加鲜明的社区精神。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开发，有限度的开发，非功利的开发。武康路的文化资源，在于1930年代上海经济、文化“黄金时代”形成的建筑（公寓、别墅、大楼）遗产，以及相对优越的建筑和社区聚集起来的清末、民国、共和国时期三、四代的名人资源，还有就是名宅、名人和周围环境一起形成的“海派文化”特色。这三部分的历史文化资源，都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武康路不像新天地、田子坊、多伦路、M50、红坊、老场坊等遗产做过功能性置换和整理，而是一个原生态的上海居民区，就着这样的文化资源，徐汇区锻造了一个全国罕见、世界难觅的历史文化社区，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前来欣赏“海派文化”，体会上海精神。
武康路的创新，在上海具有典型意义，在全国也值得仿效借鉴。在上海，武康路的维护、改造、继承和创新的经验，和新天地、多伦路、田子坊、建业里等从居住区转化而来的文化遗产保护社区完全不同，它更加具有文化气息，更能融汇多元文化，更能代表上海文化优雅、精英、低调、含蓄的传统，因而保留了强大的后续创造力。如果进一步把居住、休闲、文化、艺术、教育功能协调发展的话，再通过一些手段，借助天平路、余庆路的连接，把武康路与往西不到一公里处的“徐家汇源”一带接起来，徐汇区真的有可能建成像巴黎左岸拉丁区那样的文化旅游资源，不须改造、动迁和置换，就是原生态的“海派文化”。
本地居民欣赏本乡本土的城市文化，异邦游客观看他乡他国的风土人情，这些在本质上都是中产阶级的情趣，遭受“现代化”逼迫和煎熬的那一辈前现代人士，比较难以理解文化多样性的乐趣，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形成得这么晚。上海早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城市，上海的居民结构和居住方式，原来一直是中产阶级类型的。1920年代，徐汇区东北片老社区开辟时，是大班、西侨、资本家、高级职员的聚集地。1950年代大批分配入住本区的居民，多为干部、高资和高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传统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改造，但仍然有相当多的“海派文化”因素得以保留，后来也比较容易恢复。中产阶级类型的文化结构、认识能力和国际视野，使得徐汇区干部、居民和机构在形成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共识之后，还能坚持原理，办成事情。
最近二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更多地发生在更贴近市中心的静安、卢湾、虹口、杨浦、南市各区。这不但因为这些区域房屋条件差，更因为这些中心城区的地价贵，卖得出好价钱。在全上海住宅区普遍“七十二家房客化”的情况下，徐汇区的别墅、公寓、新邨、里弄的保存相对完整，这固然是本地区的优势；但是，在GDP挂帅的“硬道理”面前，在“三年大变样”的口号激励下，拆迁更有功劳，保护就是负担。这样“破坏性建设”的做法，现在给我们的文化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城市面貌陷入严重的单一化、粗鄙化、没文化。本来想赶上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建设水准，可是建起来的却是第三世界国家水准的新城市。当年卢湾、徐汇区域内的房屋，就是按照国际高标准建造的（法租界是有规定的）。现在徐汇区能够通过武康路、徐家汇源等项目，把一个经典的国际标准社区活生生地保存下来，是很有意义的。
徐汇区在武康路的保护和开发中，已经创造了一个新模式。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星星点点地在一些重点区域有了开展，但是都比较商业化：厦门鼓浪屿社区是旅游型，节假日涌上岛的游客有几十万人；苏州平江路社区是文创型，原来一条河边的非主要街道，开发成吃喝玩乐的全商业景区；宁波老外滩社区是观光型，拆掉许多老房子后开了一些并不热闹的旅游门店；北京前门社区是商业地产型，基本上就是全无氛围的假古董。各地的这些模式，都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下，用遗产保护的口号做出来的。在上海，新天地、田子坊、老场坊等项目也属于这个模式。这种模式也并非完全不可以，总比一拆了之要好，但是却不及武康路模式好。武康路模式不依靠经济因素，徐汇遗产中的DNA就是文化，文化是提升这一社区品质的最重要助推剂。像武康路、徐家汇等地区，原来的状况就比较好，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来修缮、置换和重建，就可以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效果，“4A级景区”、“全国历史文化名街”，唾手可得，所谓“粉黛略施，美人可及”。
徐汇区的武康路、徐家汇源、土山湾、衡山路、湖南路的文化保护，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我一直以为，徐汇区文化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得出色，并非是本区的历史特别丰富。论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原南市区曾有大量明清时期园林、衙门、书院、庙宇等古建筑；原黄浦区有大量开埠以来重要洋行、银行、公司等机构的建筑；原虹口区有大量城市中产阶级的商业、文化、娱乐建筑；静安区有大量园林、别墅、公寓等建筑；原卢湾区更有旧法租界高档住宅建筑……但是，这些留下重要遗产的市中心区，或因经济压力大，或因置换成本高，都没有取得像徐汇区这样的成就。每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公布的开放场馆名单，徐汇区总是最长，这就说明他们的工作最努力。当然，不是说徐汇区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他们的工作真的还有很多艰难、无奈和不得已之处，由于条件限制，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我们相信，徐汇区只要保持住像武康路、徐家汇源这样的文化DNA，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在上海和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做出一个好的、甚至是最好的案例来。作为一个移居徐汇区已有十八年的老居民，我深切地盼望本区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生活在更加文化的氛围中。为此，需要我做什么，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奉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