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湾被中国绘画大师徐悲鸿称作“中国西洋画的摇篮”，但是多年来我们从未发现有土山湾的油画真迹。2014年初土山湾研究人员在美国旧金山圣依纳爵教堂的收藏室内发现一幅土山湾参展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的油画作品《中华圣母像》（图1）。
图1 现藏于旧金山圣依纳爵教堂的《中华圣母像》（黄树林老师拍摄）
这幅《中华圣母像》的圣母脸庞分明是西方人，但是却身着中国清朝宫中的服装，手中的耶稣则身着中国小皇帝的朝服，同样有着西方人的脸庞。
我们还发现，该圣母像不论是与之前参展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的“中华圣母子桌屏”，还是后来参展1925年梵蒂冈传教区博览会的“中华圣母子浮雕”，只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异。
众所周知，宗教画的细节通常都有深意，甚至可以成为人物的特定标志，每一处细节修改的背后通常都有故事。那么这张《中华圣母像》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事情必须从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说起。
一、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上的圣母像
1914年，曾多次参加世博会、位于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孤儿院再一次为参展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努力。早已名闻遐迩的画馆也自然不甘人后，画馆的水彩画教师翁俊才和夏升堂创作四幅水彩画参展；而作为画馆特色的油画部分，除了《袁世凯画像》外，新上任的画馆主任法籍耶稣会修士潘国磐（Xavier Coupé）想再送一幅油画，就在画馆所藏的油画中选了一幅圣母像送展。
在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上，这幅选中的《中华圣母像》以“教育成果”的名义参展（图2），再次成为亮点，与百塔、牌坊一样成为教育馆的“明星”。《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中曾写到：“（土山湾孤儿院）其美术教授，成绩最优。”
图2 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上的《中华圣母像》（摘自陈琪《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因原图不清，根据阴影部分形状分析，圈中应为中华圣母像）
但是，鲜有人知晓，其实当时潘修士是拿错了参展的画像，土山湾画馆中另一幅《中华圣母像》因此没能成为世博会的“两朝元老”。
为什么一幅小小的《中华圣母像》会多次参加世博会呢？让我们再往前追溯到1904年。
二、从油画《圣母皇太后》到圣路易斯世博会上的《圣母皇太后》桌屏（《中华圣母像》第一版）
1.《圣母皇太后》油画像的委托与成品
土山湾孤儿院在十九世纪中叶由法国耶稣会士创立，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已经发展成以木工、金工、画馆和印书馆为主的工学结合的工场。当时土山湾最著名的，莫过于油画。土山湾出版的油画以临摹欧洲圣像为主，但也对外接收订单。
1904年春天，有一个神秘人物来到孤儿院，自称来自“南洋公学会”，提出四个要求：（1）制作桌屏一个，主题为“圣母皇太后”；（2）慈禧太后和西方的圣母子像结合；（3）背景要与图纸（中国村内部效果图）相配；（4）成品以“上海南洋公学会”名义参展。
负责接待的孤儿院院长法国耶稣会士孔明道神父（字鲁光，西文名Joseph de Lapparent）心里一定清楚：按照天主教教规，这种用慈禧太后的肖像进行“移花接木”的画像，只能作为宗教题材油画展览，神父不可以祝圣。面对来者的“大来头”和“不差钱”，院长还是承接下了这个“按需定做”的“家具”，但依然告知涉及的图画间、木工间、金工间主任：按照圣像的规定不要在样图和成品正面署名。
当订单到达画馆主任刘必振修士手中时，附上的是裕勋龄拍摄的慈禧照片（图3），和同样为裕勋龄拍摄的卡尔女士绘制的慈禧画像全景照（图4），并告知把头部换成圣母，主题是圣母皇太后。刘修士按照院长的吩咐照做。经过整理，他决定从徐家汇藏书楼的馆藏中选定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绘制的《圣体之后圣母》（Vierge à l'hostie）作为新画像中的圣母头部参照（图5）。
图3 裕勋龄为慈禧拍摄的照片（为圣母桌屏和《圣母皇太后像》，即《中华圣母像》第一版原型）
图4 卡尔女士所绘慈禧油画全景，蓝圈内为油画中背景所用寿字样式，红圈中为桌屏脚下两个喜字的参照原型，原画藏于美国国会博物馆
图5 《中华圣母像》中圣母头像原型：安格尔绘《圣体之后圣母》（现藏于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
圣母头像选定后，他又在徐汇中学图书馆中找到布拉格的圣婴耶稣像作为新画像中的圣婴头部参照（图6），并决定让圣婴穿上中国小皇帝的龙袍。
图6 《中华圣母像》中圣子像原型：布拉格耶稣圣婴像（现存于捷克布拉格胜利之后堂）
圣母子背景墙上大量的花体喜字图案也隐含为慈禧太后祝七十大寿的意味，字体与慈禧画像画框上的字体完全相同。周围的宝塔、瓷瓶、龙形地毯等都是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村里的展品，后面的河流和建筑样式完全符合当时中国村“全堂建置样式”。这样的构图一方面有中国气息，是当时中国村全貌的缩影，另一方面也暗示慈禧太后是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圣母头两边的龙柱和脚下的龙图案更是暗示该图与清廷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地毯上的“四爪正蟒”（图7）图案，与当时清政府参展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正监督、世博会中国村客厅原型的主人——溥伦品级恰好一致。
图7 桌屏“龙地毯”局部“四爪正蟒”，圈中为其四爪
绘画技法上，圣母子采用西方油画技法，而后面的背景则使用中国画中常用的白描手法。此次委托由画馆主任刘必振修士在整理所收到的资料并告知如何创作后，交由画馆油画教师范殷儒绘制。
范殷儒，又名应儒，字古卿，约1870年生。他大约在1882年进画馆学习，1888年满师后留在画馆，成为了一名职业画师。范殷儒当时是画馆中的大师兄，也是水平最高的画师，刘德斋将其视为自己的左右膀、业务上的主要助手。范的画技在画馆中是最高的，尤其是油画。受西方影响，当时上层人士中非常热衷肖像画，这些人地位高、影响大，故刘德斋不敢怠慢，热心接待，并主要安排范殷儒承接定单。现已知曾铸、马相伯、唐文治、詹天佑等名人的肖像油画都出自范殷儒之手。刘德斋对范殷儒的画非常看重，同样一幅画，如果其他画师对外标价八元，范殷儒的作品就要十元。对刘德斋亲自标的这个价目，其他画师也都心服口服，无人异议；而范殷儒绘制的精品，刘德斋甚至舍不得出售（图8）。
图8 范殷儒绘《圣母皇太后》像，圈中为与慈禧像框一致的寿字图案（宋稚青神父《中华圣母敬礼史话》中引用，疑曾被重新着色并被截去地毯下半部分龙纹）
2.《圣母皇太后》桌屏亮相圣路易斯世博会
范殷儒按照刘德斋的嘱咐绘制完成后，依土山湾接受外面委托的规则，将样图在雕刻前先交给客户“上海南洋公学会”审看。对方要求把原画中左上角和右上角的“皇后”二字去掉，改成在桌屏两个脚上的两个同样镀金字体的“囍”字，而由于时间匆忙，桌屏脚上两个喜字的样式是世博会美术馆中慈禧像框上的“囍”字简化版（图9）。之后交给木工间葛承亮（Aloysis Beck）主任分配雕刻，雕成后葛承亮又让金工间主任单蔼宓修士（Æmiliaus Liger）分配镀金，金工间照其意愿完工后交货。八月十二日之前，该桌屏与其它参会物件一起从金陵关税务司完成申报免税程序，直送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村”。
图9 土山湾《圣母皇太后》桌屏及其参加世博会的记录，蓝圈中为与慈禧像框一致的寿字图案，红圈中为与慈禧像框囍字图案的简化版
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绝大部分的外国参会者对于中国馆评价极高，英国报纸曾评论中国馆的“建筑在红色、金色和蓝色中集中地装饰出华丽”。虽然当时中国村的部分展品曾被痛骂是“章吾国耻”，但是那具“上海南洋公学会”的“木质模型一具”最终被“赠以特别金色奖牌，见者莫不称羡”。
这块桌屏由于其“圣母皇太后”的主题也深受慈禧喜爱，所有涉及办理此事的人员后来都如愿升官发财。
事后，土山湾孤儿院院长孔明道神父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1904年12月16日，也就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一个月后，孔院长曾在孤儿院接待“南京的‘亲王’（总督）和一些‘要人’”。情节虽没有细说，但是结合时间，不免让人想到与世博会评选出的那块金牌有关，其所接待的人很有可能是新任两江总督端方。土山湾孤儿院从此进入了中国政府的视野。
因着这个订单圆满完成，土山湾工艺院也获得了当时清政府大员的好感，之后又收到过不少来自清政府的人物肖像订单，特别是宣统登位之年，清皇室慕名委托土山湾画馆绘制了宣统皇帝和摄政王载沣两幅油画肖像，这些油画也都由范殷儒亲手绘制。而后来土山湾孤儿院被破例获准半途参加南洋劝业会，劝业会的发起人、两江总督端方很可能也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后来的南洋劝业会上，依然由范殷儒绘制了多幅油画呈上。
三、油画《东闾圣母像》与被误送的《中华圣母像》（《中华圣母像》第二版）
1908年法籍遣使会士雷孟诺神父（P. René Flament）调任直隶北境代牧区东闾（今河北东闾县）天主堂本堂之后，觉得堂内原有的由贞女所绘圣母像“人物繁多，不够典雅庄重，不适宜祭台供奉”（图10）。于是决定另外绘制一幅，他同样从寄到堂口的土山湾法语广告册（也就是所谓的“法国杂志”）上选中了土山湾画馆。
图10 东闾教堂中圣女绘制的第一幅“圣母像”（现藏于梵蒂冈档案室）
他写信告诉画馆，想画一幅“穿着中国衣服的圣母像”。当信经过法国院长到达刘修士处，他立刻想起了挂在图画间那张四年前绘制的《圣母皇太后》像。出于符合东闾方面要求和节约成本两方面考虑，在得到东闾方面的首肯之后，刘修士决定东闾的圣母像就用当年的《圣母皇太后》像临摹。为便于东闾那边祝圣，在交给范殷儒绘制前刘修士对原画背景作了如下修改：
（1）宝座：将原来中式宝座改成西式沙发。
（2）圣母头上的背景：将原来暗含为慈禧贺寿意味的喜字背景全部改成常用于天主堂窗户的四叶形状背景。
（3）背景旁的中式纹样：全部去除留白。
（4）背景两边的柱子：将原来象征与清廷关系的龙柱改成巴洛克风格的螺旋式柱子。
（5）圣母脚下的地毯：将原来象征与清廷关系的龙图样地毯改成象征牺牲的红色花朵地毯。
（6）两边的风景：将原来的中国馆景色全部改为普通的山水风景。
绘成之后，便在画作上加题为“天主圣母东闾之后，为我等祈”的字样，准备寄往东闾。是为《中华圣母像》第二版。
当画作即将启程时，又有一个小插曲：上海的天主教会注意到了这幅画，曾试图与东闾方面协商将此画留下，但遭对方以合同规定为由拒绝，刘修士只能答应让画馆再画一幅留在上海。1909年3月7日画作到达东闾后，当时东闾方面满德贻主教（Paul Leon Cornelius Montaigne）在该像获得教廷赞许后于1919年同时进行第一次东闾圣母朝圣活动。
这幅画作经过一番周折好不容易“留”在了上海，但是偏偏1915年世博会前，画馆主任潘国磐修士本想将之前绘制的《圣母皇太后》像拿去参展以印衬正面的《袁世凯画像》，因疏忽错将这幅“补作”送去。而那幅《圣母皇太后》像依然躺在画馆里。
四、被误认的《中华圣母像》与《华服圣母圣子》（《中华圣母像》第三版）
1.主教会议上被误认的《中华圣母像》
1924年3月22日，参加第一届主教会议的刚恒毅主教（字高伟，西文名Celso Costantini）在众主教的陪同下来到土山湾工场参观，经过画馆时意外发现了那幅曾用于圣路易斯世博会上桌屏打样的《圣母皇太后》像，陪同参观的满主教立刻告诉宗座代表：这幅“正是”自己曾向教廷提起过的东闾圣母像。宗座代表听罢脱口而出“这就是中华圣母像”（Voici c’est la Notre Dame de Chine）！并且一回到会上便提出建议：以东闾圣母为蓝本将中国献给圣母。由于时间紧迫不可能把圣母像直接从东闾运来，只能不顾该像不能祝圣的事实，硬着头皮将土山湾留存的那个“圣母皇太后像”拿出来作为中华圣母像的蓝本，在主教会议之后印出了《中华圣母像》最早的单张（图11）。
图11 土山湾主教会议后印制的《中华圣母像》，原版由天主教上海教区蒋煌记神父收藏，应为原色
从此以后，《中华圣母像》便在土山湾大量被印制，由于东闾圣母是合法的圣像，至今发现的土山湾印制的所有《中华圣母像》，包括宣传册上印制的圣像（图12）大都是以东闾绘制的“第二版”为标准的（图13）。
图12 1934年出版的土山湾宣传册上的《中华圣母像》（摘自高蓓博士论文《土山湾美术工场研究》）
图13 1925年杂志上印制的《中华圣母像》
2.主教会议后的《中华圣母像》来历说法
主教会议之后，土山湾孤儿院因《中华圣母像》被选中为代表江南代牧区（传教区）赴罗马参加“1925年梵蒂冈传教区博览会”（Esposizione Missionaria Vaticana anno santo 1925）的“传教成果”。由于送去梵蒂冈直接影响到教廷对《中华圣母像》的最后报批问题，时间又紧急，因此在无法看到“东闾圣母”的情况下，必须对留存的那一幅《圣母皇太后》像做修改。
之前负责整理的刘必振修士早已去世，继任的主任潘国磐（Xavier Coupé）是机械制图出身，对油画其实是门外汉，他只能将圣母子像维持原样，把后面背景中的寿字去掉，后面的柱子也改成了龙柱，地毯的蟒去掉，在宝座上加上兽头等“最简单最快速便于雕刻的中式改造”。这个作品迎合博览会“传教成果”这一主题，就是后被《中国美术工艺》引用的《华服圣母圣子浮雕》（图14）。
图14 《中国美术工艺中》引用的华服圣母圣子浮雕
但似乎这个第三版并不完全讨喜，后来的土山湾图画间照片（原照来自1925年左右出版的法语版《土山湾孤儿院的一次访问》）（图15）以及《中国油画史》中引用的法语明信片（图16）的版本都嵌入更多“第二版”的元素。可见仅仅在一年后，因为找回了东闾的版本，土山湾孤儿院就在第三版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造，把背后的龙柱改回了与东闾圣母一样的西式，背景花纹被改成了同样代表长寿的仙鹤和太阳。
图15 土山湾图画间照片（正绘制明信片）
图16 《中华圣母像》第三版（摘自《中国油画史》中引用的法国明信片，李超老师所藏）
五、《中华圣母像》的命运
就这样，不论是1904年的《圣母皇太后》（《中华圣母像》第一版），还是1908年的“东闾圣母”（《中华圣母像》第二版），抑或是1924年的“华服圣母圣子浮雕”（《中华圣母像》第三版），其实都是土山湾孤儿院的作品。
几张《中华圣母像》的命运也各不相同：1904年为桌屏绘制的第一版《中华圣母像》1949年前后被误作“东闾圣母”带往台湾，至今依然藏于台湾，在宋稚青神父的《中华圣母敬礼史话》中被引用，但是色彩异常鲜艳，可能已经被人重新上色过，也有可能是他人临摹的作品。（按照这张《中华圣母像》所做的桌屏在海外几经转手，最终于2010年世博会被收藏家拍卖获得并带回北京。）1908年东闾雷神父委托的第二版《中华圣母像》文革被毁后重绘，重绘的作品依然在河北东闾中华圣母堂内（图17），但是地毯上被画上了本不属于该像的龙纹标志；而原先留在上海的仿作，意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旧金山，至今悬挂在旧金山圣依纳爵教堂里。第三版的《中华圣母像》与世界各地教堂浮雕，则随着参展“1925年梵蒂冈传教区博览会”，留在了梵蒂冈。
图17 今日东闾的中华圣母像（文革后复制品）
而在所有这些作品的“家”——“土山湾孤儿院”旧址上，早已竖起了高楼大厦，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变成了土山湾博物馆，依旧记忆着这个“西洋画的摇篮”。
（作者系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助理馆员）
